——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

　　早在2014年6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高屋建瓴地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政治生态”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关键词之一，成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形象化色彩浓、使用频率高的政治学概念。

　　那么，什么是“政治生态”？毫无疑问，“政治生态”是一个比喻性概念，它是生态学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主要基于生态学的特有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生活中影响极大、却又极易被忽视的隐性问题。简单地说，生态就是指生态系统的存在状态，包括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和无机环境的存在状态，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各环境要素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相应的，所谓政治生态也就是指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的运行状态、政治主体的生存状态和政治文化的发展状态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政治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它表明中国的政治建设已经走过了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的硬件建设阶段，转而日益重视政治文化、政治环境等软实力建设。

　　政治生态的易污染性

　　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一个微小的扰动，都会引发蝴蝶效应，造成整个系统新陈代谢过程的失衡或紊乱。与此相类似，政治生态也极易被污染。首先，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如果“纸老虎”“稻草人”式的制度太多，或者多数制度执行不力、形同虚设，就会导致人心思贪、“潜规则”盛行，“体制性腐败”如影随形；其次，如果官员信奉“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位思想，就会使其信仰迷失、立场异化，腐败和特权肆虐，吏治腐败难以避免；此外，如果公民一味仰仗“父母官”为“子民”做主的“清官”政治，缺乏主动参与政治、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就会使其丧失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走向行为失控。

　　由此可见，政治体系中的各个要素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在相关问题上处理不当，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打破政治生态平衡，危及整个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行。

　　政治生态污染的恶劣后果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用错了就会沦为个别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领导干部只有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心存敬畏、慎独慎微、勤于自省，守住第一道防线，才有可能为政清廉、造福一方。很多改革明星、“打黑英雄”之所以会沦为铁腕贪官、涉黑贪官，其原因就在于自身的党性不强、自制力薄弱，经不起权色诱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湿鞋”“洗脚”到“洗澡”，从“微腐败”到“巨贪”“恶霸”，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最终沦为阶下囚。

　　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在政治体系中，一旦滋生污染源，即使是小官的小贪小占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腐蚀力。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及时清除，腐败现象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染、扩散、蔓延，由个体性腐败行为演变为“一挖一窝子、一提一串子”的集体沦陷、塌方式腐败“窝案”，致使整个政治生态日趋恶化。

　　孟子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事实上，如果整个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恶劣，个人想洁身自好、做个好官、清官就会困难重重。不良官场就像个大染缸，个别曾是清正廉洁的好官员也常常会被“拉下水”、同流合污，或被视为另类、异端，被排挤、被孤立、被边缘化，甚至会被官场游戏规则逆淘汰掉。

　　如何修复和优化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系统性的，修复或优化时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通盘考虑、系统诊治。修复和优化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破立结合、标本兼治、预防优先三大基本原则。它要求我们既要高压反腐、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彻底清除污染源，肃清其思想遗毒和恶劣影响；又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并认真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长效机制，构筑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具体来讲，首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查缺补漏，扎紧民主法治的“制度牢笼”。纪委监委作为政治机关，对一个地区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担负着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新鲜出炉，规定我国实行监察官制度。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并赋予其充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它通过实施组织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实现了反腐败工作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方位覆盖、360度无死角，势必将有力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

　　其次，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作用，形成“头雁效应”。目前，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我们仍然存在“伯乐相马”的人治遗毒，这是滋生部分领导干部只对上级领导负责、不对群众负责，欺上瞒下，搞政绩工程、走形式走过场，拉关系走后门，搞圈子文化、拜山头，买官卖官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基于制度规则、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选贤任能，才能促使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造就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民公仆”。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必然会形成头雁领飞、“最大多数”紧紧跟上的壮美景象。

　　此外，民主是实现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基础。1945年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黄炎培先生就直问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坦言：只有人人起来负责，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鼓励公民通过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社团民主和政策民主等多种形式来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使人民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的腐败和异化。

　　政治生态的修复和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长期培育、持续建设。对此，我们必须要拿出愚公移山的劲头，以昂扬奋进、永不放弃的姿态，推动中国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好转，最终营造出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国泰民安的良好政治生态。

　　（执笔人：李小艳，内蒙古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