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的来临，对整个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也让生育、抚养的话题，从家庭内部走向了公共领域。类似老人带娃的问题，这些年愈发频繁的在舆论场被提及和讨论。去年就有调查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正在逐年增加，而其中约三至四成都是因带娃引发的。

　　老人退休之后帮儿女带娃，是中国家庭内部分工延续已久的一种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近年来，上述“传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使得育儿观念的代际隔阂日益突显，隔代抚养很容易引发老人与子女间的矛盾和冲突。老人更像是免费的全职保姆，而不像过去那般，对带娃有着高度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许多家庭中的老人与年轻子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这些家庭的老人要帮子女带娃，就不得不奔赴子女生活的异地，甚至与老伴分离，被迫重新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们的主体意识也在提升，将带娃视为“使命”的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会憧憬拥有自己的老年生活，而不再将带娃视作自己唯一的选择。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他们的子女，相当一部分都是双职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虑到房价、教育、医疗成本，这些家庭在孩子的抚育上如果缺乏父母的“资助”——要么一方全职在家带孩子，要么请保姆，对不少家庭来说都具有压力。在这样的现实之下，父母帮带孩子，就成了家庭内部消化分担抚养成本的优先选择。因此，如果抚养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担机制，这种基于家庭内部秩序的养育分工，必然会持续下去。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呼吁公共部门完善相关配套服务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这种呼吁，实质上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目前，我们的公共服务与资源供给还相对不足，普惠式的幼教、幼托所十分缺乏。如果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老人们自然不用再承担如此巨大的压力。

　　老人们承担“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本质是生育成本过高导致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与不少家庭不敢生二孩，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