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瓜腹提梁注壶通高12厘米、腹径10厘米、底径5.4厘米，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毫欠营子辽墓出土，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藏。

　　提梁注壶，作六棱瓜形矮圆壶身，顶面圆凹下，中间留有小圆口，口上覆以隆起如桥的叶状泥片；小短流；提梁作十字形，两侧泥条搭接于前后向的提梁上，提梁与器身相接处贴饰瓜叶3片，叶呈菱形或三角形，各押印纹理，使提梁宛如瓜的藤蔓；矮圈足，足底缘无釉，露白胎；足内平底，底部荡釉不匀整；器施牙白釉，釉色匀润，外壁留有刷丝镟痕及上釉时的工具遗痕，并见两处褐色杂点。全器造型以瓜实为主题，贴饰也均以瓜叶相生相伴，十分具有巧思。其坚致细白的土质，莹泽的釉光，当系北宋前期定窑制作的精品。

　　提梁注壶为定窑常见酒器，此件注壶口部作盘式向下凹入，圆心作板钮凸起，两侧有小孔，可流入液体，构思极巧妙。契丹人生活在劲风多寒、霜雪苦多的漠北之地，其游牧生产，随季节迁徙，居无定所。在严酷的生产、生活环境中，酒助其御霜寒、缓疲劳，成为密切的生活伙伴。契丹人的豪放洒脱、激昂慷慨之情，尽现于此壶之中。

　　相似的造型曾数见于辽宁、吉林及内蒙古的辽墓，贴饰则有蝶文或鱼龙纹之异。宋代定窑的烧造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即北宋初年的宋、辽边境上；辽人喜好中原文物，因此比邻的定窑作品常成为辽国贵族的珍品，而且辽产瓷器也受到了中原瓷窑的影响，甚或有掳掠窑工至辽地烧造瓷器的情事，文献记载，契丹建国前后曾多次南侵。《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辽史·地理志》载：“天赞二年闰四月，攻下定州曲阳县。”每略一地“尽驱汉人北上入番”，那么定州曲阳和磁窑镇的制瓷工匠也被掳到辽地进行生产，辽代瓷窑是以他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辽军所到之地，不但掳掠人口、工匠，同时还劫掠财物，精致的瓷器当然是掠夺的主要对象，辽早期瓷器中有一部分应为辽对中原地区的战争所获。另一方面，辽民族所擅长的金银器、皮雕器造型，或砑花、贴饰的技巧，也常启迪定窑工匠创作的灵感。

　　出土这件白瓷瓜腹提梁注壶的毫欠营子辽墓位于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村湾子山内，座落在一处盆地的西北侧，背山面沟。此处共有辽墓10座，其墓室结构多样，有砖室墓3座，石室墓5座，土洞墓1座，土坑墓1座。其中6号墓最为完整，该墓葬平面呈不规则八边形，为石券叠砌钻尖式，由墓室、墓门、甬道、墓道四部分构成。墓室中除了出土白瓷瓜腹提梁注壶等精美随葬品外，还出土完整契丹女尸1具，也最为著名，女尸的出土对研究辽朝的丧葬习俗、服饰、发型、尸体保存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中国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关于提梁式注壶的来历，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不得志，弃官来到蜀山，闲居在蜀山脚下的凤凰村上。苏东坡每日吃茶，吟诗，倒也觉得比做官惬意。但有一样东西美中不足，就是茶壶太小。苏东坡吃茶喜欢“牛饮!”一壶茶三口两口就吃光了。苏东坡想：我何不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一把大茶壶？于是他叫书童买来上好的泥料和几样工具，开始动手了。谁知看事容易做事难，苏东坡一连做了好几个月，一只茶壶也没有做出来。

　　一天夜里，小书童提着灯笼送来夜点心。苏东坡手捧点心，眼睛却朝灯笼直转，心想：我何不照灯笼的样子做一把茶壶？说干就干，灯笼壶做好，又大又光滑，不好拿，一定要做个壶攀。苏东坡思量：我这把茶壶是要用来煮茶的，如果把壶攀装在侧面肚皮上，火一烧，壶攀就烧得乌漆墨黑，又烫手。他想了又想，抬头见屋顶的大梁从这一头搭到那一头，两头都有木柱撑牢，灵机一动，赶紧动手照屋梁的样子做茶壶。经过几个月的细作精修，茶壶做成了，苏东坡非常满意，就起了个名字叫“提梁壶”。后来人们把这种式样的茶壶叫做“东坡提梁壶”，或简称“提苏”。通过对毫欠营子辽墓这件白瓷瓜腹提梁注壶的出土，可见这种提梁式注壶在辽早期已出现了，并不是苏东坡所发明，传说仅仅是后人的一个美丽希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