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庆节，我携老伴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家乡库伦旗。

　　库伦这片贫瘠的土地和同样贫困的父母倾其所有养育了我。我像爱我的父母一样爱这片土地，故乡常常入梦来。

　　回家的第一站，库伦旗旗府所在地库伦镇。寄居兴安盟科右中旗三女儿家的大哥大嫂从数百里之外赶来，还有在本旗居住的四弟一家，大妹妹、二妹妹一家先期来到旗里等候我们。只有远在新疆的二哥二嫂他们没有来，所以叫做“小团圆”吧！

　　那天晚上，大侄女文华、女婿巴图在库伦镇算是小有名气的一家饭店设宴为我们接风洗尘。兄妹几人及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祖孙三代三十来号人济济一堂，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其乐融融。席间，我突然发现远在乡下的侄女春花、巴特尔两口子、外甥女策丽格尔、阿拉坦胡雅嘎两口子也在座。他们都是农民，家里都有好几十亩承包地，现在正是“帽子掉了顾不上捡起，熟人见了顾不上说话”的秋收大忙季节呀！为了这顿饭，他们从百里之外赶来，不是耽误事儿吗？从我的惊疑的表情中他们读懂了我的意思，女婿们有点拘束，笑而不语。外甥女策丽格尔快人快语：“舅舅，您就放心吧。我们开着各自的私家车来的，吃完饭就开车回去，四五十分钟就到家，不误明天干活儿。只是今天委屈了两位女婿，开车不能喝酒，以后再补吧！”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噢！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这个老新闻工作者退休才几年，竟然落后于时代了。

　　高兴、激动、感叹，晚上我失眠了，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往日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说实在的，早些年一想起回故乡，我真有点发憷，倒不是因为我缺少乡情乡恋，而是回乡的那段路太难走了。

　　我的老家位于小腾格里沙漠与科尔沁沙带的交汇处，库伦旗、奈曼旗和科左后旗交界的沙海深处。素有“八百里瀚海”之称的“塔民查干”（地狱般的沙漠）横卧于库伦旗中段，我家离那儿只有几十里地。苏木的名字就叫“额勒顺”，沙漠的意思，那可是名副其实，周围大沙包套着小沙包，出门就是沙子，根本没有像样的路，村里人从蹒跚学步起开始走沙路，一茬一茬、一辈一辈的人都踩踏着它，一步一步丈量着沙路长大，孩子上下学、村民进城办事、探亲访友，只有顺着牛车的车轱辘印儿慢慢蜗行。

　　车轱辘印儿的路记载了人们无尽的辛酸，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了无数的记忆。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去离家25华里的公社所在地的中学当寄宿生，每到星期六下午，和同村的几个同学搭伴儿回家，经过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沙路，步行回到家住上一宿，饱餐两顿妈妈做的饭菜，然后带上些炒面、奶食等，第二天下午又原路返回学校，在蜿蜒的沙土路上不知印下了多少艰辛的脚印，抛洒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也留下了多少充满童趣和儿时欢乐与梦想。1965秋，我考上了城里一所中专，要离开家乡了。我父亲在小毛驴上驮着我的行囊，赶着毛驴把我送到旗所在地——库伦镇，100多华里的沙路，我们两头不见太阳地整整走了一天。记得那天太阳毒毒的，头上日头晒，地上沙子烤，走了一天，口干舌燥，精疲力尽，深深体会到家乡行路难的滋味。后来，我毕了业，继而分配到外地工作，犹如一蓬飘絮，浪迹在外，成了家乡人眼中的游子，但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割不断一缕乡情，我常想回到我魂牵梦萦的家乡来看一看。那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了，家乡还是没有通公路，每一次回家探亲，就得遭一次罪。临出发得提前把长途电话打到生产队队部，请在队部值班的人把我到达旗里的日期转告家里，家里人准备乘骑，往往是我大哥骑上一匹马，牵上一匹马来接我。直到80年代，从旗所在地到公社倒是修通了一条简易公路，但是从公社到我们村还是没有路，一般汽车根本开不进去，只有吉普车或越野车能开进去，但路上说不定在哪一个沙窝里打误，车上的人还得下来，前边有人挖沙子，后边有人推车才能过得去。记得有几次坐的是通辽记者站的京吉普，汽车司机冯喜亮一进我们家乡地界就直摇头。

　　自90年代起，国家实施“村村通”工程，在国家资金投入的帮助下，家乡公路交通建设开始有了新起色。90年代末，我听说家乡彻底告别了牛车路，取而代之的是几米宽的沙石路。而现在全是柏油路或水泥路，沙路变通途。以往我们两头不见太阳步行一整天的路，现在夸张一点说一袋烟的功夫就到。百里开外来赴宴，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