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乌兰牧骑赢得群众的成功之道

　　●人民需要艺术，只有把艺术播撒给全体人民，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乌兰牧骑多次走向国际，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成为中国精神的一张亮眼名片

　　□闫恒

　　我国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由境内各民族共同书写而成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能够描述我国文化格局的一个基本范式。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辛亥革命以来，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文艺的传承发展是得不到正视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制定了科学的、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从制度上根本废除了数千年之久的民族不平等，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才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文艺发展确立了根本的制度遵循。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关注。回信重申了“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的观点，以“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作为优秀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篇幅虽短，却蕴含着总书记对于文艺工作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脉。

　　文艺不是非历史、非政治的存在，它与人的生活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列宁评说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缺陷和弱点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而列宁的名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更是一针见血地点出“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一针见血地点出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浮躁，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可以说“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人民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以贯之的主线索。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通过“诗乐”等文艺形式教育民众，以达到变化气质、养成伦理、转换风俗，促进社会实现优良治理的思想，一直是儒家治道的核心内容之一。

　　制度变革的前置工作在于“开风气”“新民”，其实质是要把新制度蕴含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落实到一般人民的日用生活当中去，以收“黯然日彰”之效。而文艺的宣导，让人们在闲暇娱乐时通过审美活动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可谓最有效的手段。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入地论述文艺问题的重要性：“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我国民间有句谚语叫做“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在陕西，以“易俗社”为代表的秦腔艺术深受关注，并深深融入中国现代史的革命斗争之中，成为革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内蒙古，幼时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不久即亲自主导成立乌兰牧骑，化民成俗，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华文化中“诗教”的规律性治理因素在起作用。

　　“短小精悍、一专多能”的时代意义

　　1957年，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成立。鉴于内蒙古牧区、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居民点极其分散的特点，文化供给就必须因地制宜，走“短小精悍、一专多能”的路子。从历史来看，“短小”是说乌兰牧骑队编制人员少、艺术作品小，首批建立的15支乌兰牧骑队加起来也只有200多人，每个队平均不超过12人，而乌兰牧骑艺术作品侧重于小型歌舞，善于营造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十分便于在草原和农村传播；“精悍”是指队员素质相对较高，语言上蒙汉兼通，艺术上能编能演。“一专多能”不仅是说队员掌握的艺术门类的多样，更是指队员们集演出、宣传、辅导、服务4项任务于一身，在演出的前后还充当了图书展览讲解员、售书员、业余文艺辅导员、民歌搜集员等角色，其实质是把党的声音、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送达广袤的边疆。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乌兰牧骑赢得群众的成功之道。他们为了把社会主义文化送到边疆基层，不惜跋山涉水、横越沙漠，不畏严寒酷暑；他们送戏上门，不讲条件，在居民点演、蒙古包演，舞台能演、羊圈也能演。他们的艺术作品直接反映牧民生活，接地气、传得开，在演出之余还积极参加群众劳动，热心好人好事。这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曲艺文化“德艺双馨”的传统，对“艺术工作者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做了最好的诠释。

　　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创作，一方面是向着经济利益看齐，一方面是向着专业化、大剧团化的方向发展。物质条件上去了，创作环境变好了，精神关怀、人文修养有没有提升？其实，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文艺创作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新时代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回溯乌兰牧骑的历史能给人颇多启迪。

　　“哪里最需要，哪里最偏僻，就到哪里送歌献舞。”这是乌兰牧骑的格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供给上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益被人们所关注。与经济结构类似，我国文化供给能力也呈现出“东强西弱”，优秀文化资源向一线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集中倾斜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乌兰牧骑不分生活好坏、不分观众多少、不分场地条件、不分路途远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积极向欠发达的农村牧区传播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就愈发凸显其时代价值。人民需要艺术，不只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民需要，广大农村和边疆民族地区人民也同样需要。只有把艺术播撒给全体人民，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价值服从于社会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创作要处理好“义利之辩”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市场与社会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60多年的演出实践中，乌兰牧骑先后创作了数万个文艺节目，足迹遍布内蒙古农村牧区，却并没有在经济上获取什么可观的收益，而是默默奉献，久久为功，坚持着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乌兰牧骑的社会价值主要是从4个角度得以展现。一是致力于传播党的声音、传播社会主义文艺，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及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文艺的形式传达给广大农牧民群众；二是汲汲于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品的保存与传播，60多年来，像《鄂尔多斯婚礼》《顶碗舞》《牧人浪漫曲》等一大批带有浓郁蒙古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早已脍炙人口，他们还将安代舞、长短调、好来宝、托布秀、胡必思弹奏等一系列蒙古族传统艺术形式融入乌兰牧骑表演创作中来；三是长期坚持送戏上门，保证演出的公益属性，保障偏远和边疆地区人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四是热心公益事业，早期是坚持与演出地人民共同劳动，后来发展到为当地人民做力所能及的公益善事，比如为贫困地区的农牧民送书上门、捐助失学儿童，义务帮助群众扫院、理发、挑水、修电器等。这些公益事业的意义甚至超越了演出本身，成为乌兰牧骑毫不动摇坚持“市场价值服从于社会价值”的历史见证。

　　乌兰牧骑与中国精神

　　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我国文艺工作者必须站稳的一条底线。中华文化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书写而成的，具有“多元一体”的丰富属性，那么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又是什么呢？从乌兰牧骑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以文化认同为抓手，用文艺的形式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乌兰牧骑虽然长期活跃在边疆地区，但从来就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非常注重“走出去”与外界交流，1964年乌兰牧骑被文化部选送当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汇演，一炮打响，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你们要走向全国”。1965年乌兰牧骑首次全国巡演开始，他们在把草原故事带给全国各族人民的同时，也感受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杨家岭的波澜壮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光辉思想、大庆铁人王进喜的不屈意志、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优秀作风，民族传统文化在汉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熔炼熏陶下，悄然凝结成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全国巡演使得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的乌兰牧骑队员不仅能够流畅地使用普通话交流演出，还能表演兄弟省区优秀文艺作品，经过刻苦学习，有的队员甚至还掌握了江苏的山歌、河南的豫剧，甚至用广东话演唱的南音和用藏语和维吾尔语等演唱的民歌，这堪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各民族文化交流机制创新的一大举措，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意义也十分深远。改革开放以来，乌兰牧骑还多次走向国际，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成为中国精神的一张亮眼名片。

　　乌兰牧骑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认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则下，在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前提下平等交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唯有如此，中华文化、中国精神才能常葆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