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在《青春万岁》中富有激情地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的，青春是一首诗，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为着这首诗奋斗，毕其一生，尽管荆棘丛生，我们还是揣着初心，带着梦想，奔向远方。

　　世界上有一种时光是不朽的，那就是被镌刻、被描摹、被书写、被吟唱、被拍摄的时光，尽管留下支离破碎的细节和瞬间，尽管落满尘埃或蒙上泥沙，但经过研磨之后，追忆的脚步，依旧让时光熠熠生辉。

　　读过作家刘玉琴的长篇小说《那红红的萨日朗》，掩卷沉思，五味杂陈。该部小说以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和赤峰市乌兰牧骑队员为人物创作原型，小说用青春般的白描，用“好来宝”似的演绎，用草原长调般的讴歌，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把一代人的“乌兰牧骑情结”，用青春史诗的旋律加以叙说。

　　在现实中，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矛盾无处不在。作为表现乌兰牧骑成长史的长篇小说《那红红的萨日朗》，真实地、集中地写出了各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的形成和发展，把故事情节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交织在一起，起伏跌宕，平淡中陡增新奇，新奇里回归平淡。就像一台戏，拉开大幕、闭合大幕，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矛盾的发生发展过程。小说里充满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矛盾，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乌兰牧骑队员与自然和环境的矛盾；另一类是人与人之间、人物自身的矛盾。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些矛盾冲突就没有停止过。赛罕旗乌兰牧骑和车伯尔市乌兰牧骑两支队伍的经历和所发生的故事，成为小说的双线结构，一方面是乌兰牧骑队员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他们以蓝天为幕、大地为台，不畏艰难困苦，一心为牧民播撒欢乐、传播文化、真心服务，众多的乌兰牧骑队员通过故事中的矛盾塑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扎根草原、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农牧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跃然纸上，再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壮大所经历的磨难和辉煌。另一方面的矛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物自身性格的矛盾，农牧民要求乌兰牧骑队员一专多能，队员要为牧民送去欢乐，帮助牧民解决困难，但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素质、生活经历、技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矛盾之中，有时是多难选择。如，为救困在沙窝的队员，进而为确保完成演出任务而错过治疗时间丧子的乌日汗，儿子死后，又被离婚，她几乎到了人生的崩溃边缘。但她在人生的灰暗时期，咬牙坚持，矢志不离，凭着高超的演技，在全国巡演中一展风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员。后经萨日朗做媒，成为高炮团营长秦越的妻子，她的人生可谓大喜大悲。朝鲜族队员崔喜顺是个舞蹈演员，因瘦得绰号“瘦驴”，亦是说不好汉语的“熟梨”。他是曹雪儿心中的恋人，参加了非洲慰问演出，因救洪水中的珍妮和托马斯姐弟，不幸牺牲。在爱情和见义勇为这对矛盾冲突里，折射出乌兰牧骑队员可歌可泣的人生。这些矛盾，都归结在对立统一的法则里。

　　小说中矛盾冲突的深度和广度，必须依托人物的性格和历史命运，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相互依存，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不能形成。宝日吉格，这位“黄毛丫头”，她是巴特尔的妹妹，她也像哥哥一样豪爽仗义，成为鲍龙斌的妻子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为爱舍爱，离开了乌兰牧骑。陶鲤，这位蒙古族乌兰牧骑队员，“少年不知愁滋味”，当她错爱体育老师倪继武被拋弃后，才知道真爱的是什么。为了找到真爱，她苦苦追寻，在事业上孜孜以求，在生活上“从头再来”。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中普遍性的人物和情节，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性和本质。

　　作品的广度，是把具体的矛盾置于现实斗争的背景之中，深入挖掘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实质，使之成为社会矛盾或思想斗争的缩影或侧影，使具体的、独立的矛盾冲突富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深度，是从纵深方面追溯冲突的历史根源，表现这一具体冲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而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作者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深度和广度，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揭示了乌兰牧骑的成长和壮大是一次人生与社会的洗礼这样的思考。金慧心，是乌兰牧骑的队长，是才貌双全的编导，但她又是清王府格格的私生女，这种矛盾是她的痛。司子健，雷达团宣传科科长，在观看乌兰牧骑演出时，对金慧心一见钟情，但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司子健却因政治婚姻背叛了金慧心。这又成了令人气愤的“疼”。司子健利用战友的关系，帮助金惠心带领全体队员，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长春艺术学校学习，全方位提高了车伯尔市乌兰牧骑的业务水平。这是说不出来的“自我救赎”，是心灵深处的“疼痛”。这些矛盾连接起了故事的深度和广度，支撑着情节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不断地出人意料外，处处又都在情理之中，蕴含深意。这是小说《那红红的萨日朗》的点睛之笔。

　　作家刘玉琴说：“热爱，是一个人把青春奉献于事业的最好理由。因为热爱，我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乌兰牧骑，因为热爱，我用潜心创作的文字讴歌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1979年，我写了第一篇以乌兰牧骑演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陶鲤》。之后，一发不可收，《燕子声声》《一瓣有情的落花》《青春女儿泪》等都是取材于乌兰牧骑。在长篇小说《女儿如水》中，我把在乌兰牧骑学到的有关音乐、舞蹈、表演、创作、导演等知识全部用了进去。”

　　刘玉琴选择和创造高度集中概括的特定情景，充分揭示出矛盾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两支乌兰牧骑转战城乡，风风雨雨，浓缩了乌兰牧骑人几十年的汗水和泪水、歌声和欢乐，作品把个人的遭遇与命运和时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深刻而广阔的社会主题。作者将现实的、历史的矛盾集中形象地表述为具体的、独特的性格，通过局部反映整体，通过某一历史片断反映时代本质，人物性格间的冲突揭示得非常深刻，从而使作品具有普遍意义。

　　作品描述了一群“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社会的“群像”。这些人物，从一个个侧面揭示了某些本质的东西，推动了整部作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江坤，邵东方的第二任妻子，邵华为的继母，她自私但善良，大度却又狭隘；段子风，是画家，文化馆馆长，有艺术追求，典型的时代投机分子；荞麦婶子，她装神弄鬼，最后却惨死；关玉琢，清王府的格格，金慧心的生身母亲，神秘、命运多舛；倪云松，曾改名倪继武，体育教师，陶鲤的未婚夫，是典型的“时代狂人”。和倪继武一样，季秀英这位女子，曾改名季要武，一个有着文艺素质、梦想成为乌兰牧骑队员，却未能实现的女青年。典型人物都是孕育在典型环境当中的，而不是剥离后独自存在的。季秀英性格的矛盾，是她自身与时代、环境、欲望共同造就的。可以说，这些“小人物”，是“生活中的那一个”。

　　小说呈现浪漫主义的历史画卷，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人物性格的维度用舞台剧式进行堆叠和演绎，时空元素一幕一幕次第拉开，这可以说是作者长期在乌兰牧骑工作所致，也可以视作是一段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就连作者写的情节，也都是“章回体”，如《救急病，阿西达花光彩礼；抗旱灾，打出乌兰牧骑井》《拜师学艺，会师大兴农场；带伤学琴，照片登上党报》《共创一台戏，慰问雷达团，团结互助组，捐资助退婚》等等，一回叙述一个较完整的故事段落，有相对独立性，但又承上启下。章回体的运用，使得故事情节更趋复杂，描写也更为细腻。

　　5年前，刘玉琴就萌生了以自己15年的乌兰牧骑队员、创作员和副指导员的经历，创作一部具有乌兰牧骑青春态史诗品质的长篇小说，完成一个老乌兰牧骑队员的夙愿。恰逢“乌兰牧骑诞生60周年”这个节点，她开始收集素材，向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借阅《乌兰牧骑大事记》《乌兰牧骑赞》《乌兰牧骑颂》《文艺轻骑》等史料和先进事迹材料，并请来乌兰牧骑和自治区文化厅的相关领导及人员开座谈会，倾听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故事，并开始了长达3年的创作。

　　可以说，《那红红的萨日朗》是刘玉琴等许许多多乌兰牧骑队员的青春合影与珍藏，他们在草原深处、在八百里瀚海、在贫困山区、老区的田间地头，把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对农牧民的关怀，通过幻灯播映、图画展览、演出、宣讲……传达到老百姓的心中。舞蹈演员宋正玉，为创编《顶碗舞》，硬是把头皮磨出了血，在头顶上形成了一个“碗托”；女演员旭日琪琪格，为了不耽误全队的下乡演出，耽误了给儿子治病的时间，致使两岁的孩子不幸夭折；几名男队员背着一个孤寡老人来回奔波十几里地，满足了老人看一场演出的夙愿；他们给干旱的牧区打了一眼“乌兰牧骑井”，避免了牧民和牲畜艰难的迁徙；他们在上万人的水利枢纽工程工地上“宣传、演出、服务、辅导”，吃窝头啃咸菜，不舍得吃一口肉，给工地上留下了一支“不走的乌兰牧骑”……

　　可以说，《那红红的萨日朗》是一部乌兰牧骑的“历史长卷”，这是一部“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青春赞歌，这是一部乌兰牧骑史诗性作品，这是痛苦、幸福、磨难、涅槃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