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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寿千年一楼书

1950的察哈尔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
1956年平地泉镇政府颁发的建筑执照。
1958年的集宁市坝王河水库工程设计图纸。
巴特尔夫妇研究修复古籍。
巴特尔夫妇展示3米长的清代蒙古文官方公文。
100多年前写有藏、蒙、满三种文字的佛经。
《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封面和部分内容。
藏蒙古籍档案文献室。
  □文/图  本报记者  高瑞锋

  早晨起来,吃完早饭收拾完家,巴特尔和妻子傅娜英又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家地下室——藏蒙古籍档案文献室,开始了一天的研究归纳整理。

  4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温度偏低略潮湿,长方形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线微亮可视物,正好满足了古籍收藏的必要条件。

  3面墙上、10多个玻璃柜里,摆满了他们近30年收藏的80万字蒙古文古籍和60万字藏文古籍,以及上世纪30—70年代全国各地文献档案等文字资料。

  置身于满屋子的古籍文献档案中,巴特尔和傅娜英很幸福,他们一人口述文献名称,一人执笔记录,配合温馨默契。

  巴特尔今年45岁,傅娜英39岁,两个女儿一个9岁一个4岁,家住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结婚之前,巴特尔爱好收藏“有字的纸”就有近20年的历史,2008年两人结婚后,他们夫唱妇随,使收藏进入高产阶段,以至于有了如今的规模和数量。

  “只要打听到哪个牧区的牧民手中有古籍文献,我和傅娜英会马上赶过去,用尽一切努力把古籍淘到手。”巴特尔说,有时候为了得到一本珍贵古籍,他们即使给人做家务、掏光积蓄也心甘情愿。

  凭着这样的执着和努力,他们淘到了蒙古文《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手抄本、藏文《易经》手抄本等许多不可多得的珍贵古籍。

  2009年9月,两人听说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嘎查有位牧民家里有蒙古文古籍,随即长途驱车赶到牧民家,见到了这本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的《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手抄本。

  《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是蒙古族著名英雄史诗,主要讲述了威震十方的圣主格斯尔降生人间为民消灾除害的业绩。

  它从民间口头创作到定型的书面文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约到明清以后,才以各种手抄本和木刻本广为流传,同另一部英雄史诗《江格尔》、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并称为蒙古族古典文学三大高峰,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赞赏,被认作东方史诗的代表性作品。

  “由于年代久远,牧民保护意识差等种种原因,近年来已经很少见到这么有价值的蒙古文古籍了。”说起当年见到这本300多年前古籍的第一眼,巴特尔仍然喜不自胜,“这本手抄本文字清晰,内容完整,保存良好。太难得了,可谓弥足珍贵,意义重大”。

  珍贵的东西往往得来不易。在巴特尔夫妇之外,蒙古国和日本的两位学者也同时和这位牧民有联系,也想得到这个“宝贝”。

  由于身上的钱不够,为防“国宝”外流,心急如焚的巴特尔和傅娜英商量后,决定傅娜英回家尽快筹集资金,巴特尔则继续留在这里“亲近”这位牧民,争取时间。

  留下来的巴特尔包揽了牧民家里所有家务活儿,傅娜英很快筹集了一笔钱回到这里,加上刷卡,这本价值巨大的手抄本终于被他们夫妇收入囊中,避免了“国宝”流失海外。

  现在,《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是藏蒙古籍档案文献室镇馆之宝之一,曾有多人想以重金求购,均被巴特尔夫妇婉言谢绝。

  藏文古籍中,《易经》手抄本是100多年前的,其他随便翻开一本,也都是百年开外。一个巴掌大、200多页的小册子在玻璃柜中格外注目。它没有封面,纸页泛黄有污渍,边角略破损。“有近500年的历史了,由于年代久远,藏文字更迭,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巴特尔说。

  那本记录大草原上传奇故事的藏文古籍是巴特尔24岁时,在巴林右旗一个深山的庙宇里淘到的。这本古籍头尾残破,没有封面。庙宇里的喇嘛师父说:“绝对有些年头了。”后经鉴定,已经300多年了。

  每本古籍都是一座研究民族历史的宝库。巴特尔说,越是收藏这些老物件,越是感觉自己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这些堆积起来如小山般的蒙古文古籍和藏文古籍,内容涉及宗教、军事、医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年代最近的100多年,最远的近500年,其中不乏孤品。

  这样庞大的收藏体量和质量,让专家学者也慨叹不已,他们说,有些古籍国家级的档案馆也未必有。国内很多专家在研究相关课题时,也曾参阅过这些珍贵资料。

  说起专家学者,巴特尔夫妇最要感谢的,当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所长、硕士生导师扎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导师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凯朝。

  “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我鉴定古籍的水平不可能提高这么快,更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有价值的古籍。”巴特尔深情地说。

  除古籍外,上世纪30—70年代全国各地各类文献档案也占了巴特尔夫妇藏品中的很大比例。

  傅娜英说:“巴特尔不抽烟、不喝酒,就爱‘有字的纸’,这和他妈妈爱好剪贴有关,无形中从小培养了他这个爱好。”

  至今,巴特尔还珍藏着他小时候妈妈装订的两本厚厚的剪贴本,里面贴满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水果罐头、鱼罐头标签以及香烟盒等。

  在一叠叠整理有序的全国各地地图、发票、粮票、报纸、年画、政府公文、土地房产所有证、老照片和底片以及政府公章中,1952年的平地泉镇土地证、1958年的集宁市坝王河水库工程设计图纸等很多乌兰察布的档案资料赫然入目,可以看出,现在的集宁区当时还是集宁市,霸王河的“霸”是繁体“垻”,仿佛让人看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乌兰察布。

  收藏是个“烧钱”活计,巴特尔一家经常面临经济窘迫的困境,他为此自责不已,总感觉对不住妻子和女儿。每每此时,不善言辞的傅娜英总是这样对他说:“没事,没钱想办法。”这安慰中带有鼓励的话语,巴特尔听了倍感宽慰,常常生出“我们前世肯定是心灵相通的双胞胎”的感慨。

  结婚10多年来,两人有困难一起面对,有乐趣一起分享,天天形影不离,有说不完的话,没有因为收藏发生过一句口角。为了收藏,他们几乎跑遍了我区所有盟市的农牧区,其他省市也有涉足,甚至还远赴美国、蒙古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进行寻访。

  如果说,巴特尔如此醉心于收藏“有字的纸”,年轻时是妈妈的潜移默化,那现在更大的动力则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激励。  

  “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习总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鼓舞,希望为下一代保存好这些宝贵财富,把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巴特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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