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感人至深，触及人的灵魂。这是我目前读到的关于叙写母爱的一篇比较全面、深刻、独特的好文章。也许苦难是催生佳作的诱因，作家能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母亲的苦难史，一直写到本世纪初母亲的现代生活，其时间跨度之大、故事之复杂、情节之矛盾，委实令人叫绝。

　　《娘》一文中，书面语里点缀土语，显得亲切、贴切，“阳春白雪”中不失“下里巴人”。例如文中个人（自己）、哪门（怎么）、米有（没有）、家务堂（家庭）等土家族方言的运用，由于作家括号里边加了注释，读者不仅没有陌生感，反而增添了新鲜感、随和感。“在我左右彷徨时，乌云沉沉的天空里，突然间漏下一线光来，照射到我人生的十字路口。阳光和雨滴同时飘落下来，架起了我人生的一段彩虹。”书面语的运用，在这里既文采飞扬，又生动传神，避免了生硬俗气、一成不变，把读者的情趣、想象激活了起来。

　　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语言。“稻浪起伏翻滚，爹的心也在起伏翻滚”“爹的房子和叔叔婶娘的房子……只隔了几十米……娘和爹就是被这几十米的距离生生分开，天各一方”。一切景语皆情语，此处的稻浪翻滚映衬了爹内心的翻滚，说明爹内心七上八下，暗示了娘和爹要伙食费无果。两代人房子隔几十米，实际上是说两代人的思想有隔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最终娘和爹还是被其叔叔婶娘拆散了。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语言总是遵循人的情感和想象的逻辑行事，它可以寻求与外在客观事实相符。特定的语言美正是与这种内指性密切相关。“本以为会上北大、清华、人大，结果是上了一个‘自高自大’”“我不相信命运的枪口，会再一次把我从天空中射下来”“学校不想他的这个最优秀的学生一身武功废了”。此三句谓本色语，即叙述人所用的描述性语言极符合被刻画对象所在的环境，似乎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准确生动地刻画出当时的状况。陶明浚说：“本色者，所以保全天趣者也。”不加修饰，颇具本色，人人都能读懂，且趣味十足。

　　当然，本文语言特征远不止这些，其余像名词用作环境描写、简洁有力等等。总之，多种语言的运用为本文增添了无限活力和魅力。毋庸置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娘》中是作为一种“直接”现实而存在的，它构成了文章客观的和基本的存在方式，无疑在本文中占有首要地位。

　　该文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在矛盾冲突中开始，在矛盾冲突中结束。起始娘与继父及寨子的人吵、打，“我”不仅不助战，反而认为那是羞辱，不是不理娘，就是与娘对着干，全然不顾及娘受了受不了。“我”任十多个小孩压在身上，是娘替“我”解了围，救了“我”一命，谁知“我”非但不领情，还埋怨娘。最后娘由农村到城市也是“我”惹的“祸”，娘不进城，“我”非让进，娘认为进城是受罪，“我”认为进城是享福。末了，“我”把娘“骗”进了城。娘为“我”做这做那，“我”不是看成“丢脸”就是看成没必要。娘怕进医院，“我”非让进医院，娘说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说进去病才能好得快些，岂料娘真的在医院“走”了。行文步步深入，波澜起伏，特别有张力和吸引力。娘吃苦受累，“我”不但不与之分担，甚且分庭抗礼，面对外界之苦与儿子不理解不支持之苦的双重压迫，“娘非但没倒下，还草一样从夹缝中钻出，给孩子一缕绿荫。娘是中国乡村最朴实顽强的骨头，是中国女性最坚韧的品性。”于此，文章意旨全出。

　　《娘》令人怦然心动的另一个原因，不只是就娘写娘，还在于严于剖析自我，以达到反省与反衬的目的。“我不是用男人的血性和孩子的孝顺去保护娘，而是胆怯别人的白眼。我现在想，因为别人的一道阴冷歧视的白眼，我就选择了逃避，放弃了娘，如果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架在娘的脖子上呢？我会怎样？……我对娘的冷漠和粗暴，何尝不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呢？……的确是插在娘心上的一把刀。”越是无情地剖析自我，越显示了“我”的残忍，而娘则成了这残忍下的“受害者”，而且受得无怨无悔，受得痴心不改。“表面上，我似乎为娘的名誉在战；实际上，我是为自己的荣誉在战。表面上，我战胜了；实际上，我战败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此彻底认为娘给我丢了脸……我从心底，自己把自己彻底打垮了。”作家剖析自己越深，从另一方面讲是为了反衬娘对“我”的爱之无私、之刻骨、之博大。这就如同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心灵的大门，营造了“真与诚”的文学底蕴，实现了接受客体层次上的共鸣与感悟。

　　语言、结构、情节……全都是为了颂扬深挚的母爱，全都是为了突出娘——中国女性最坚韧的品性这一宗旨，只是突出得那样迂回曲折，那样酣畅淋漓，那样言之有文，那样行而远矣，让人想要忘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