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印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君王授予官位的一种凭证，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公章。

　　印章虽小，却代表着一种权利、一种约定、一种信任、一种职责，通过考证可以了解当时的官吏制度、行政地域设置、社会文化形态和民俗文化等等信息。

　　出土于凉城县小坝子滩遗址的两枚“归义侯”金印，身上就携带了这些文化信息，对于我们了解西晋时期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印所散发出的金属光芒，经过千年轮转并未褪色，它们就像两枚金色钥匙，帮助我们开启寻找“归义侯”的大门。

　　同一遗址发现两部族金印

　　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处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窖藏，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以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饰牌。

　　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虽然同出于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桓。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印体扁方形，印纽呈卧驼状，昂首前视，体刻兽毛。印面阴刻“晋鲜卑归义侯”6个字，篆书。长2.5厘米，高2.6厘米。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印体扁方形，印纽作卧驼状，昂首前视，体刻兽毛。印面阴刻“晋乌丸归义侯”6个字，篆书。长2.3、高2.8厘米。

　　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归义侯”；外形相似，都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是用篆书所写。

　　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为何如此相似？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

　　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的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

　　“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凉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汗山山麓，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的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甚近。”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说。

　　历史上，乌丸在魏晋以前称乌桓。《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据《晋书·刘馄传》记载，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上党太守袭醇降于聪，雁门乌丸复反，馄亲率精兵出御之。”

　　“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也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丁勇说。

　　“归义侯”称谓的由来

　　“归义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部族首领的印信。对于“归义侯”这个称呼，史书中曾有记载。《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

　　“侯”是爵位，古代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中的二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理少数部族的措施，往往是分封其首领为“王、侯、君、长”。

　　“归义”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归义”一词亦多见于汉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归义羌伯长”“汉归义胡师长”等，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施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介绍：“‘王侯将相’是中原的体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所反映的是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的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

　　在当时，各部族首领成为“归义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

　　以乌桓来说，乌丸是乌桓的别称，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无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支逃至乌丸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史称其“俗喜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所。”

　　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于其它各族之中。

　　陈永志说：“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义侯’金印的发现，印证了在两汉乃至魏晋之际乌桓的历史。金印中所刻‘归义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认同。”

　　透过文物看融合

　　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

　　丁勇告诉我们，1962年9月22日《内蒙古日报》曾刊登过文章《凉城县发现西晋时期的鲜卑之物》，使得一批沉寂千年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可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为研究西晋王朝各民族文化和活动区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这些文物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

　　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形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些还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

　　“其中有一件四兽纹金饰牌的背面刻有‘猗  金’三字，这三个字明确了这批重要文物的归属。猗  金三字中的‘猗  ’，指的是拓跋鲜卑的领袖人物猗  、猗卢兄弟二人中的猗  。他  于西晋末年助并州刺史司马腾打击刘渊有功，西晋王朝授以金印、银印及黄金饰物的赏赐品，这批文物正是拓跋鲜卑猗  部的遗物。凉城县小坝子滩正是当时‘居代郡参合坡北’猗  部的属地，这也与《魏书·序纪》记载的史实相吻合。”丁勇说。

　　透过文物看历史，文物的价值需要被发掘、被看见。

　　小坝子滩窖藏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归义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虽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曾经的主人已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一生所为，以及所处时代的历史印记，却被这一枚小小的金印带到了今天，被更多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