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耶律阿保机开启了辽代光辉灿烂的文明进程。经济方面“重工重商、农牧并举”，文化方面“尊孔办学、实行科举”，科技方面“吸纳百家、勇于创造”，艺术方面“取长助长、发扬特色”，造就了辽代文化“多元共荣、和合并进”的精神内核。

　　时至今日，在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几组琥珀璎珞身上，这些辽文化的精神特质被集中展现。它的原料来自波罗的海，雕刻内容取材于中原文化，发掘于辽代贵族墓葬……这些信息足以使其成为辽代多种文化交融史上极具说服力的实物见证。

　　成对出现的琥珀璎珞

　　璎珞，又称缨络，是串联珠玉等配件而制成的装饰品，多用于颈饰，少数臂饰和胸饰，是辽代墓葬中常见的饰物。

　　从文献记载看，早在北魏时就已经出现了璎珞。《明集礼》记载：“魏制公主嫁礼，赐真珠翠毛玉钗六头，真珠琥珀玉水精璎珞五项。”到北宋时期，珍珠、琥珀、璎珞是诸王纳妃定礼的物品之一，与黄金钗钏、珍珠玉翠并举，佩戴者男、女性皆有。就其形制而言，通常由琥珀或是玛瑙管、镂空金属球及心形、T形等坠饰串连制作而成。

　　中期辽代贵族墓中，璎珞保存最好、最为精美的，当属圣宗开泰七年（1018年）的陈国公主墓，公主、驸马各佩戴两组。

　　公主所戴璎珞置于公主颈部，下垂至胸前。一组由5串257颗琥珀珠和5件琥珀浮雕饰件、2件素面琥珀以细银丝相间串缀而成，周长159厘米。其中5件琥珀饰件呈红褐色或橘红色，略呈椭圆形，饰以蟠龙、行龙、莲花等纹饰；另一组由60颗琥珀珠和9件圆雕、浮雕琥珀饰件以细银丝相间穿缀而成，周长133厘米。其中9件琥珀饰件7件呈椭圆形，采用圆雕和浮雕技法，刻有行龙、蟠龙等纹饰，另外两件素面琥珀饰件分别呈鸡心形和圆柱形。

　　驸马璎珞同样置于颈部，下垂至胸腹。一组由416颗琥珀珠和5件琥珀浮雕组成，周长173厘米，琥珀珠及饰件均呈红褐色或橘红色，其中5件琥珀饰呈椭圆形，浮雕行龙纹、蟠龙纹、双龙戏珠纹、对鸟纹等纹样；另一组由64颗圆形琥珀珠和9件琥珀饰件以银丝相间穿缀而成，周长107厘米，其中琥珀饰件分为圆雕和浮雕，造型有狮子、狻猊、行龙，刻画得生动活泼，另外还有鸡心形和圆柱形两件素面琥珀饰件。

　　从琥珀璎珞考究的用料和精美程度，能够猜测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不一般。陈国公主为何人？璎珞为何会成对出现？

　　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是辽代时期保存最完好且出土琥珀饰品数量最大的大型贵族夫妻合葬墓。据墓志记载，陈国公主姓耶律氏，先漆水人也。辽景宗皇帝之孙女，吴国公主之妹。以开泰七年（1019年）戊午三月七日因病薨。陈国公主初封太平公主，后晋封越国公主，死后追封陈国公主。驸马名为萧绍矩，曾任泰宁节度使、检校太师，圣宗仁德皇后之兄，其祖父是四朝要臣萧思温，姑母乃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萧太后，由此可见公主和驸马在当时地位显赫。

　　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览策展人郑承燕告诉我们：“陈国公主墓是在辽国实力最强盛的时期修建的，与中原和西方等地交流频繁，琥珀璎珞是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见证之一。”

　　原料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

　　琥珀璎珞的看点之一在于它的原材料，这些大而美的琥珀来自于遥远的波罗的海。

　　琥珀是石化的植物树脂，属于有机质宝石，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首饰颜色多呈红褐色或橘红色，选料精细考究，它的来源还要从辽国的地理位置说起。

　　辽王朝作为我国北方地区建立起来的政权，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南面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西部有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文化往来。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介绍：“当时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有一条琥珀之路，琥珀之路又与草原丝绸之路相连接，就这样琥珀传到了这里。心形和T形琥珀饰件也是受西方影响，在这几件文物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此外，《辽史》《契丹国志》中多处有西域诸国进献琥珀的记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产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取道进入辽地的事实。

　　辽代贵族墓中发现大量以琥珀作为首饰的主要材质，其数量和质量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与其比拟的。史料记载，我国对琥珀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时期，在以后历代都有出现过，但数量很少，唐代仅有三处遗址出土琥珀制品，宋元出土的琥珀制品亦屈指可数，这与辽代大规模使用琥珀制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琥珀以外，其它贵重装饰品在辽代也被大量使用。1986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当地相关部门共同发掘的陈国公主墓，随葬品多达3227件，带把玻璃杯、长颈玻璃瓶、乳钉纹玻璃盘等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的随葬品不在少数，还有早期的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等，首饰的材质就有金、银、玉、玛瑙、水晶、珍珠等，种类丰富。

　　独特的地理因素和频繁的贸易往来丰富了辽代饰物的种类，也造就了多元包容的辽代文化，这些交往的印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纹样取材于 中华传统文化

　　琥珀璎珞的另一大看点在于它的纹样，浮雕行龙、蟠龙、行龙戏珠、云纹对鸟、荷叶双鱼等象征性图案取材于中华传统文化。

　　“这件琥珀璎珞包含很多文化符号，它以龙、凤、狻猊、鱼等极富生活气息的装饰题材为主，多是中原汉族常用的传统纹饰，与唐宋艺术一脉相承。琥珀璎珞充分体现出辽代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郑承燕说。

　　中原传统纹饰的广泛应用，是辽代人民心向中原、仰慕中原文化的内心写照，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包容开放的审美观念。

　　作为辽代鼎盛时期的贵族大墓，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首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时期的手工艺水平。辽代中期其手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金银加工、玉石雕刻日臻成熟。辽代的琥珀工艺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大多随型雕刻，普遍采用镂雕、浮雕、圆雕等雕琢技法。公主、驸马佩戴的琥珀璎珞中琥珀饰件多是采用圆雕、浮雕，双面雕刻，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同时大量采用阴刻细线，寥寥数刀即可表现出所刻画饰物的形象，可见辽代琥珀制作工艺的成熟。

　　“交融是各个角度、多方面的，有深有浅。辽代人民从心底里仰慕中原，在文化、生产方式上自觉进行改变。通过这些遗存，能够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郑承燕说。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文化尤为绚丽多姿。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璎珞，不仅包含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因素，更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原汉文化和宗教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承载在琥珀璎珞身上的闪光点逐渐被人们发掘，它关乎爱情、关乎审美、关乎融合……善于学习创新、勇于开拓进取的先民，通过一件首饰，向千年后的我们展示了一个蔚为壮观、多元包容的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