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庆

　　《康熙字典》是清朝康熙年间出版的汉字辞书，共收录汉字47035个。康熙皇帝认为明代所编《字汇》疏舛，《正字通》芜杂，均不足依据，故应“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博采众家之长，遂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立编书机构，任命张玉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凌绍雯、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27人为纂修官，陈世倌为纂修兼校刊官。新字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编成，康熙皇帝定名为《字典》，后人称之为“康熙字典”。在这以前，我国已有过此类工具书，如《说文解字》等，但称为“字典”尚属首次，它是一本专为古代学者借鉴资料的书。

　　藏友老马的这部光绪版《康熙字典》，白宣纸，石印本，线装，32开本，育文书局光绪戌申孟夏月印制。该字典印制精美，疑属于清末官版。第一页为红印龙牌，图案下部为层层叠叠的海浪，浪中突出一灯标；上部为三条飞龙围绕一红色方框内竖排的清秀俊丽的“康熙字典”楷书字体，整页由红色印刷。第二页是红印楷体育文书局石印年份，第三页为红印楷体御制序文。这部字典是按字的部首笔画顺序排列，共分成214个部首，先后列入以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的十二集中，总共六本，第一本总目子集丑集，第二本寅集卯集辰集，第三本巳集午集，第四本未集申集，第五本酉集戌集，第六本亥集、备考、补遗。

　　查找这部字典，古人总结了一首《检字歌》：一二子集三丑寅，四卯辰巳五午寻，六在未申七在酉，八九戌部余亥存。按着这首歌谣就能很快找出要查找的字来。《康熙字典》中注音使用反切法，用两个汉字取上声下韵反切，遇有多音、多义字时，先释其本音本义，其它音、义在空一格后用“又”字表明。

　　《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字典，唯一一部以皇帝年号命名、并由皇帝亲自作序的字典，第一部使用“字典”这一科学概念的工具书。自从问世以来，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体例也成为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此，自成书以来，经过不断刊印和重印，至今已经有上百种版本。

　　国家珍贵古籍《春秋四传》

　　□何砺砻  冯丽丽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原本是鲁国的史官所记史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以鲁国十二公为顺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历法、社会习俗、社会生产力等方面。孔子对《春秋》进一步整理加工，字字精辟，文风独特，被历代史学家奉为史学经典之作。

　　《春秋》原文的语言过于简约，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后世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不乏其人，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只有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

　　胡安国（1074－1138）又名胡迪，字康侯，号青山，谥号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丁丑科进士，为太学博士。他一生以圣人为目标，潜心研究《春秋》，著《春秋传》三十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文集》十五卷，《宋史》立传，明正统间从祀孔庙。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 明两代影响很大，和“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一度成为清朝以前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因此也衍生出《春秋四传》一类的著作。

　　《春秋四传》以胡安国传为主，附左、公、谷三传以资参考，经文之下，分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文，胡传则低一格别为标出。《左传》较经文多出之事则附录于后。《左氏传序》后有嘉靖十一年《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牒》叙其刊刻原始，其《书》《诗》《礼记》《四书》皆如旧之款制，而《易》则加刻程颐《易传》，《春秋》则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附加左、公、毂三传。

　　在《春秋》学史上，有“《春秋》经说”和“《春秋》史说”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胡安国在“经”与“史”之间，采取了兼取的立场，用“事取左氏，义兼公谷”的方法，兼采三传，同时还兼取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其经义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于宋室南渡之际，完成并表进于南渡之后，这一时代背景，对该书的写作必然产生直接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入元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

　　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了几百年的《春秋》学研究与众多的读书士子，但是在清代遭到排斥。清初，康熙帝有意改变“胡氏传”的地位和影响，命儒臣对胡安国的《春秋传》详加考证，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驳正，并将先儒经注中因不合胡传而被摈弃的观点采录汇纂而成《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颁行天下，此后“胡氏传”退出“四传”。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以存一家之言的态度将《春秋胡氏传》收入《四库全书》，《春秋胡氏传》和《春秋四传》逐渐销声匿迹，因而现存《春秋四传》的版本以明代刻本为主，且存世不多。

　　内蒙古图书馆藏《春秋四传》三十八卷，明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建宁府刻本，10册。版框高21厘米，宽14厘米。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粗黑口，四周双边，双顺黑鱼尾，上鱼尾下镌书名、卷次，下鱼尾下镌页码，下黑口内镌刻工。天头栏外间加音注，天头及行间有若干佚名批校。字体上笔画曲折、不方正，起笔多带尖或钩，版式上字小行密的特点，都是典型的建式本的特征，是建本发展到明代嘉靖时期的代表性版本，也是此前版本的延续，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古籍小知识】

　　古籍版式：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

　　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

　　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于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李白书法真迹《上阳台帖》

　　□秦延安

　　《上阳台帖》为唐代诗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是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诗概括了王屋山高耸峻拔之势和源远流长之水，又通过赞颂司马承祯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对其仰慕之情。此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李白（701年－762年）是大唐第一诗人，被喻为“诗仙”，自幼饱读诗书，尤喜道家思想，20岁隐居岷山习道，25岁游三峡至江陵，与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相遇。司马承祯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合称为“仙宗十友”，是一位造诣深厚、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看到英气豪放的李白，年届八旬的司马承祯大赞其“有仙风道骨”。这让对司马承祯仰慕已久的李白欣喜有加，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表示要与他神游八极。李白虽然才高八斗，为人豪爽大方，却不擅官场。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三月，官场失意的李白与杜甫、高适结伴同游王屋山，到了阳台观才知司马承祯早已仙逝，面对其画作，故有感而书《上阳台帖》（释文）：“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帖中“水长”“物象”四字已脱落，模糊不清。现在的释文根据清乾隆皇帝四十一年（1776年）写的跋文得来。纵观《上阳台帖》，字廓大小错落有致，长短差距不一，最大7.5厘米，最小2厘米。字字草法精熟、笔画浑厚、方圆结合、爽朗挺拔，点画形态、轻重提按全凭心意。在开合纵逸中使之单个行间上下疏密参差，看似杂乱，却通篇充满着跳跃感。不刻意讲究规整，而是让字肆意扩展，尽显浪漫主义诗人的张狂和不羁。

　　李白书法师从草圣张旭。唐代孟棨《本事诗》载：“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足可见李白书法之风格和体势。对李白书法评论较多的当数黄庭坚，“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由此可知，李白的书法很有功力。据宋《宣和书谱》记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在《上阳台帖》上，宋徽宗赵佶跋文曰：“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赵佶书画造诣极深，竟如此推崇，足可见李白书法之高。元代张晏跋曰：“谪仙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显然，元人亦认为李白书法与唐代举世崇法不类，虽不拘章法，但神态放逸，飞舞自得。启功先生也认为，此帖用笔不循故常，天马行空，吻合李白诗风豪迈不羁之性格。

　　《上阳台帖》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此帖先入宋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经张晏处，明朝由项元汴藏于“天籁阁”。清代先为安歧所得，再入清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被大收藏家张伯驹购得，解放后转赠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毛泽东自己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受的礼品一律交公。”为作表率，毛泽东忍痛割爱将其转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天壤间孤本秘笈《赵城金藏》

　　□马小江

　　《赵城金藏》是金代初年由山西潞州（今山西长治）崔员外之女崔法珍断臂发愿，募化刻印的一部辉煌巨著。这部藏经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和少部分《契丹藏》为底本，历时30年完成。因为它藏在赵城县（今属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所以后人将它定名为《赵城金藏》。全世界保存下来的金代全藏刻书极少，其它流传下来的金代藏经仅有十几卷，而《赵城金藏》约留存四千余卷，较为完整，又是传世孤本，所以被视为稀世瑰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1933年，高僧范成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弥陀殿的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当时没有人知道是谁主持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蒋唯心到广胜寺，经过多方面研究考证，最终认定这部藏经为金代刻印。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距日军据点仅1公里，经书便被秘密转移到广胜寺飞虹塔内封存。1942年春，侵华日军企图抢劫这一稀世珍宝，八路军某部闻讯后派员夜入古刹，夺得经卷。在以后的几年里，几经辗转，直到解放，尚存的4330卷又9大包《赵城金藏》被分装42箱，从涉县经邯郸安全运到北平，移交至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已经潮烂断缺，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师傅帮助修复，历时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赵城金藏》被发现，是现代佛教文献史上一件大事，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古籍，被佛教界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更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即临汾）水平，特别是与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是印刷发展史上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回顾《赵城金藏》的历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组织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韩魁占……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爱护藏经的人民。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教授在《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中说：“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象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赵城金藏》必将与中华儿女共存，与日月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