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上，伴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国辽阔的疆域，强化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进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增进了情感上的手足情深，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遗址群就见证了距今6000—4000多年前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人口大迁移与文化大融合，见微知著、以小见大，透过一个个聚落遗址，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

　　气候引发的人口迁移

　　爬上距王墓山遗址600多米的石虎山山顶，便可一览岱海全貌。作为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的面积约50平方公里，而在距今约67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它的面积是现在的4倍，那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适宜的气候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岱海文化地域性，中原的先民们北上、西迁，进入岱海南岸丘陵地区，在阴坡地带形成聚落，他们垦荒种地或从事渔猎，岱海地区的农业开发便由此开始……

　　“距今6700年至5000年，一支中原地区先民从华北平原北部沿着永定河及其主要支流桑干河，上溯移民到达岱海，另一支由晋中汾河和汉中渭河沿黄河迁徙，到达岱海地区定居。”方红明告诉记者，正因如此，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遗存石虎山遗址两个相距不过300米的山头，出现了文化面貌具有明显差别的有趣现象。

　　石虎山第二座山头出土的陶器，与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十分相似。而石虎山第一座山头出土的陶器除了与后岗类型有相似的部分以外，还有不少绳纹罐，表现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而半坡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渭河流域，在晋中北和黄河前套地区也有许多类似遗存。这两支不同文化类型的人口最终在岱海地区相遇，经过碰撞和磨合，发展成为这个地区稳固的新居民。

　　史前时期，人类的生存以适应环境为主，尚缺少主动改造环境的手段，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各种文化的传播方向亦发生变化。“距今4500年到4300年，由仰韶文化晚期和红山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方红明告诉记者，而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间，有大约500年的文化断层。

　　“岱海地区处于北方季风尾闾区东西摆动的中轴线上，即农牧交错带东西部的转换地带，地貌又有山地、丘陵、平原、沙地和台地等多种形态，再加上受湖泊的影响，岱海地区的生态环境比内蒙古中南部其他地区更为敏感。”方红明介绍，当季风加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时，比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当气候变得干冷时，湖面下降，溪流干枯，森林退缩，甚至恶劣到致使人类尤其是农业民族难以生存的地步。“因此北方民族可能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迁徙转变而来的。”方红明说。

　　聚落遗址的远古记忆

　　凉城县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远古的先民便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华夏祖先傍海而居的足迹。辉煌的古文明，离不开岱海的滋润。在凉城县3400多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岱海遗址群，就位于岱海盆地，是新石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凉城县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遗存，与中原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王墓山遗址、老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等统称岱海遗址群。”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红明说。

　　今天的王墓山遗址，是一片用围栏围起的缓坡，长着稀疏的树木。如果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的提醒，看起来毫不起眼。王墓山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北17公里处，北距岱海南岸2.5公里，是岱海遗址群内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

　　方红明介绍，在王墓山的西北坡，自下而上依次分布有三处时代不同、内涵各异的文化遗存，被分别命名为王墓山坡下、坡中和坡上遗址。王墓山坡下聚落的文化面貌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近似，属于仰韶时代中期。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早段的王墓山坡中和红台坡环壕聚落址，其文化内涵包括三种因素：一是以陶小口双耳绳纹罐为代表的内蒙古中南部文化因素，二是以陶筒形罐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因素，三是以陶敞口和折腹钵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区特征的海生不浪文化。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王墓山坡上遗址，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可划分出早、晚两段。早、晚两段房址造型相同，只是早段房址的门向西开，晚段房址的门向南开。

　　随着仰韶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气候的复杂多变，社会结构也随之逐渐发生变化，数百年后仰韶文化逐渐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龙山文化的崛起。

　　为内蒙古地区史前文明的考古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考古学家田广金在《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中撰文：

　　“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遗址群，多有石城建筑。遗址的数量增多，并建在山坡向阳处，海拔较高，普遍流行窑洞式房屋，说明这个时期的气候处于冷湿时期。这些石城聚落址，多数分布于岱海北岸，每隔3—5公里就有一处。老虎山遗址的房址，都成排分布于经修整的层层台地上，二三间为一组，窑址分布于遗址墙外西南部。园子沟遗址的房址分布情况与老虎山遗址相似，有二三间房址组成一个院落，可能是由一个父辈和一两个子辈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说明个体家庭的巩固。”

　　文化共同体已经显现

　　原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吉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仰韶文化是从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发展过来的，在这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共存共生的。这说明我们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史前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和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是同频共振的，他们有发展的共同内在联系，在精神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我们整个考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我们的文化共同体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1989年至1997年，在田广金的主持下，岱海南岸王墓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进行，发现半地穴式房址24处，出土了火种罐19个。“火种罐的出现，使远古先民减少了次次钻木取火的繁琐，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山西芮城和河南孟津仰韶文化遗址也有火种罐的出土，和王墓山坡下遗址相比，数量比较少，器型比较简单。”方红明说。

　　使用火种罐保存火种的方法被称为“火炉法”，是岱海湖畔的古人类追寻人类文明时实现的一次用火史上的革命，相较于其他地方发现的“灶坑法”，用火种罐保存火种的方法更为先进。由火种罐延续而来的火文化在岱海地区影响深远，如今形成了“岱海圣火”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82年发掘的老虎山遗址是典型的聚落遗址，依山势而建，四周有石墙围绕，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城墙防护体系之一，标志着这里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初具规模的城市王国时代。紧接着田广金又带队发掘了附近同一时期的园子沟遗址，清理出87座窑洞式房屋，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原始社会时期规模最大的窑洞式房屋遗址。园子沟遗址的窑洞带前后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和卧室，此外还在地面和墙壁上抹了白灰以防潮驱虫。因此有学者曾作出形象的比喻：“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遗址是土房矮屋，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遗址则是高楼大厦。”

　　此外，老虎山文化的陶器也很有特点，一改以往使用平底器作炊器的传统，首开以袋足器为炊器的先河。通过出土文物形制，考古学家们找到了从陶尖底腹斝、斝式鬲和斝式甗，到鬲的发展谱系。老虎山文化的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鼓腹袋足鬲为代表的文化，向西南直接发展成朱开沟文化；向南对陶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向东南其影响达到先商文化区；再向西南影响到先周文化和刘家文化的发展。

　　（图片由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加强人口迁移流动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方晓

　　在中华民族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口迁移流动在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遗址群是新石器时代人口迁移流动和文化互鉴融通的实物见证。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气势磅礴的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分布格局，这一格局不仅直接影响到文化发展的本身，甚至奠定了中国版图最初的基础。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前大开放、大流通、大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不断夯实。因此，学术上应加强对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来增强各族儿女的情感联结，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