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寻踪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秦直道从陕西咸阳出发，经过内蒙古的阴山，以堑山为主，低凹处增土夯筑，遇河架桥，直通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全长700多公里，路面平均宽度约30米，最宽处约80米，30多万大军利用两年半时间修建而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直道”之一。

　　1974年7月，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田广金和队员们在东胜县（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漫赖公社海子湾大队二顷半生产队居民点以南约2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段残存长度约100米，具有明显人工填垫痕迹、好似道路路基的遗迹，这段路基遗迹的前后两端都已被洪水切割成深深的冲沟，在冲沟的断壁上可清晰地看到，路基是在原生地层上由红色砂岩碎块填垫起来的，残存厚度约1.5米左右，路面的宽度约22米。

　　这里位于丘陵的低洼地带，由此向南眺望，地势较为平缓，迎面的丘陵顶部几个明显的“豁口”在绵延起伏的丘陵中时隐时现直线向北延伸，和《史记》记载的“堑山堙谷，直通之”的秦直道相吻合。随后通过挖掘考古，发现了夯土层，他们判断这就是秦直道遗迹。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是有名的“河南地”，又称“新秦中”，是“水草肥美”的河套地区。秦始皇在黄河沿岸兴筑了44座县城，并且派蒙恬征招10万民夫，修筑了绵延千里的秦直道，成为一条纵贯南北的主要交通干道。

　　“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这是《史记·蒙恬列传》中对秦直道简略的记载。

　　穿越山脊、森林、黄土、戈壁……见证了无数历史沧桑的秦直道，从咸阳附近（今陕西省淳化县北）的云阳县甘泉宫，直达今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从关中到北疆，穿越今14个旗、县、区，由南向北分布于陕西省的淳化县、旬邑县、黄陵县、富县、甘泉县、志丹县、安塞县、子长县、榆林县，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和包头市九原区。如今，秦直道路面最宽处60米，一般也有20米，浩浩荡荡，这条2000多年前的“高速公路”留给后人无限遐思。

　　秦直道是我国境内保存下来的为数较少的古代交通要道遗址，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如此浩大的工程，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代，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伟大的历史奇迹。”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说。

　　筑路史上的奇迹

　　初春的鄂尔多斯高原还未褪去冬衣，行进至秦直道东胜段，“天下第一路”石刻显得格外显眼，像是静静地讲述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都保存有秦直道的遗迹。 

　　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的秦直道遗址，是全程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这段遗迹由南至北大体呈15度直线而行，绝无弯道，虽历经2000余年风雨侵蚀，尤能领略其“直道”雄风。东胜境内的遗迹多属丘陵地貌，地势延绵起伏，落差较大，沟壑纵横，站在遗址制高点，向南北眺望，依然能看到数个山脊“豁口”一线相通，直道清晰可辨，是观赏秦直道“堑山堙谷直通之”雄伟景观的最佳地。

　　秦直道多山地路段，尤其以山脊线作为修路的地点。修筑时，多采取“堑山堙谷直通之”的方法。“堑山”就是将道路选址在山峰略低一点的位置，将路以上的山峰削去一部分，然后再在路下山坡填土，夯筑一段护坡，再夯出道路。“堙谷”则是在两座山峰之间的谷底填筑大量土方，夯筑以后形成路面。遇到更高的山峰，采用“之”字形盘山路的方法修路，增加路面长度减小坡度。通过填充沟谷、下挖豁口，秦直道保持了较小的坡度和很小的弯度，基本上呈正南北向从关中地区直达黄河之北。就这样“逢山开路，遇谷填平”，秦人创造出又一个奇迹。

　　《汉书·贾山传》记载：“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秦直道的规模应当不逊于一般的驰道。以秦代尺度计算，“道广五十步”约等于69.3米，即秦直道的规划宽度应当是大致与此接近的。据考古学者、交通史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考察现今地面，从可以看到的秦直道遗迹发现，其保留宽度大概与初建成相当。

　　也正是由于道路宽阔平坦，能适应大队人马快速驰援，故称“驰道”，又因其南北遥遥相对、直线相通，亦称“直道”。同时，表明秦代在修筑直道时就非常注重道路的通行、保养和绿化问题。

　　那么，秦直道是如何“过河”的呢？

　　在陕西省甘泉县洛河上发现了秦直道过河的“圣马桥”引桥，引桥高出地面约20余米，能清晰地看到夯土层，每层厚0.1-0.12米，看来当时是用小圆木作夹板，每层土厚相当于小圆木的直径；引桥上面宽约30米左右，和山梁上直道路基的宽度相近；这是秦直道上残留的唯一的桥梁遗迹，桥以“圣马”命名，应当是因为秦始皇的兵车、战马当年所经过而得名。

　　洛河引桥桥墩残存桥基宽82米，顶宽44米，高72米，长56米。2004年，该段秦直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审报世界文化遗产。

　　南北通衢融古今

　　公元前33年，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这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昭君出塞”。昭君出塞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其中，出塞的线路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最早提出昭君可能的出塞路线是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泰斗林幹（1916-2017年），林幹认为昭君出塞是经秦直道北上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根据考古研究，秦人修建秦直道时，沿途还建有附属建筑，如：烽火台、宫殿、兵站、哨卡、夯土护坡、排水沟、驿站等。夯土护坡和排水沟保障了道路的稳固和干燥，使秦直道更加平坦耐用；烽火台、哨卡和驿站等，是特别为秦直道的军事功能设计的。这些设施为传递军情、抵御外侵、巩固边防提供了便捷。

　　随着人口的聚集，秦直道两边的一些驿站逐渐发展成城镇，成为了南北商贸往来、经济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茶叶、丝绸、瓷器、铁器都在这里进行大宗贸易，为各民族交往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数十年来，秦直道的相关研究、保护、开发工作从未间断。

　　1996年5月，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成立了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进行研究保护与利用，先后对秦直道遗址（东胜段）全长17.5公里保护范围及控制范围修建2000余根保护界桩，修建5块保护界碑，对秦直道遗址周边的城梁古城及苗齐圪尖古城修建保护性网围栏2000余米。2010年，东胜区秦直道遗址研究保护发展中心重新编制了《秦直道遗址（东胜段）保护规划》（2012-2030）。

　　“秦直道就像一部史书，记载着历史的沧桑、时代的脚步，它见证了中原和北方地区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盖之庸说。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 武峰）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