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文化是由中华大地各地域、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的，中华文化和各地域、各民族文化是整体与局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并将其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自主，就要对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化做好总结和阐释，使其成为各区域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进而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北疆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的一种，是自古以来北疆区域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疆地域辽阔，文化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共同造就了北疆文化深厚的内涵。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北疆文化”涵盖多方面内容

　　北疆是以内蒙古自治区为核心的我国北部边疆广大区域的简称。从文化的角度看，北疆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从古至今，按照生产生活方式，“北疆文化”至少涵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生态文化、工业文化、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等内容；按照地域特色，“北疆文化”还包括大漠文化、长城文化、河套文化、西辽河文化、边塞文化、绿洲文化等文化类型。

　　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疆地理环境以草原、戈壁、沙漠为主，由于气候干旱和降水较少等原因，湖泊河流相对较少，这一自然条件决定了北疆具有辽阔的草原，这是草原文化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北疆形成了众多的游牧民族和政权，包括匈奴、鲜卑、乌桓、柔然、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他们或建立局部统一政权，或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北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推动中国历史不断演进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北疆各民族在东西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草原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体，在南北互动和东西交流的作用下，草原文化兼具农耕文化和西域文化特色。

　　农耕文化。在“北疆文化”中，农耕文化是草原文化之外的另一重要文化类型，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旧石器时代，萨拉乌苏遗址“河套人”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表明距今15万至7.5万年之间，生活在河套地区的古人类就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标本，表明西辽河流域的敖汉地区是中国古代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套地区和西辽河流域农耕文明不断繁荣，最终成为多元文化的聚集地。长期以来，河套地区从最早的“河南地”“新秦中”，到今日的“塞上江南”“塞外粮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农耕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边塞文化在河套地区聚集、融合、积淀、传承，创造了灿烂的河套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由于农作物的栽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食物资源极大丰富，人口得以快速增长，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不断明确。距今5300至5000年，西辽河流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化被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数千年来，在西辽河流域一直生活和繁衍着众多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西辽河，创造了灿烂的地域文明；借助辽西走廊互动交流，逐步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力量。

　　渔猎文化。北疆地区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山地、湖泊与河流，这些地理环境造就了渔猎文化的形成。考古学表明，距今9500年至2300年，西辽河流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渔猎文明。在这一区域的主要文化遗址中，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富河文化以渔猎采集为主；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前期主要为渔猎采集，后期原始农业比重增加；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农业与渔猎混合经济；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出现了畜牧、农业和渔猎三种经济类型。作为农耕与游牧的补充，北疆地区的渔猎文化源远流长。

　　蒙古马精神与“三北精神”。蒙古马精神与“三北精神”是“北疆文化”的两个典型文化符号。从古至今，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蒙古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穿越沙漠戈壁，驰骋在广袤的北疆大地上，“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蒙古马精神的突出表现。在深化改革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倡导与弘扬蒙古马精神，对于激励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78年，为了彻底改善北疆生态环境，党中央擘画了一个跨世纪的宏大工程——“三北”工程。“三北”工程，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和北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努力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治理，有效遏制了风沙蔓延态势，控制了水土流失局面，构筑了农业生态屏障，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持续推进“三北”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三北”工程建设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防沙治沙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三北大地“由黄转绿”的背后，凝结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蒙古马精神与“三北精神”作为北疆鲜明的文化符号，已融入北疆各族人民的血脉，成为他们守望相助、开拓进取的重要精神源泉，也成为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

　　在新时代打造并弘扬“北疆文化”品牌，对于北疆地区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思想共识、凝聚民族力量、强化责任担当、激发创业热情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激发中华民族创造力、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基本保证，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内蒙古大地上多彩纷呈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凝练重要文化标识，目的就是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让北疆地区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同时，通过推进“北疆文化”建设，可以让北疆地区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思想共识，进而激发更为强劲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创造力，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团结奋进，讲好北疆故事、建设美丽家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展现责任担当。

　　“北疆文化”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合文化。早在距今53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出土陶器上便出现了“龙与花”一体的彩陶装饰，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这是红山文化中期遗存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生碰撞后的结果，充分表明了“北疆文化”的融合性。距今4000年至35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陶器，与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类似，也表明该文化与夏朝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礼仪往来。到了晚商至春秋中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礼器，更是受中原礼制影响强烈。秦汉以来，北疆地区文化融合路径更为清晰，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多次实现对北疆的统一，另一方面南北互动更为频繁。以河套地区为例，作为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河套地区经历了数次游牧到农耕、农耕到游牧、再到农牧并存的转换，这一过程中多元文化不断深度融合、升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成为了“塞上江南”“塞外粮仓”。可以说，河套文化集中反映了“北疆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征。“北疆文化”的融合特征，是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中体现，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

　　“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补和共生，为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提供了依据，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形成，本身就带有先天的互补性，各族人民根据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不断加强交往交流交融，这种互补性不断演进，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最终达到了共生状态。夏、商、周三代以来至清代，中国历代王朝衔接有序，其中北疆民族政权扮演了重要角色。辽、金、元时期，以争夺中华正统而实现国家一统的“合九州居正统”思想是各政权政治实践的取向，也是元朝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和疆域面积空前广阔的主要因由。清朝在塑造“天下臣民”、整合中华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丰富发展“大一统”思想，从实践层面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推向了顶峰。在这一过程中，北疆民族政权不断认同中原文化，消除华夷之间界限，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总体来看，北疆民族政权无论是实现局部统一，还是实现整体统一，无不将“正统”和“大一统”作为其政治追求，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历代政权的衔接有序和一脉相承。可以说，北疆政权的建构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疆政权对“正统”的认同和对“大一统”的追求，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表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北疆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正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