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女作家徐静，笔名书畅，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黑局》（上、下卷）选题立意独特，揭示当今社会中令人谈之色变、危害甚广的现象——传销，这需要胆识、眼光，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感。

　　书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中写道：“在明媚的阳光下，传销那张网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降落伞，很大很大，很容易就把我罩住了，它裹得我好紧，想要窒息死我，在它的陷阱中，逼我喘息，这是个狠毒的猎人，它不是简单地想吃我肉，它分明是在扼杀我，喝我的骨髓，榨干我的油水，毁灭我的身体，让我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世间一切皆是流动的，无一静止。对于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一程的我们来说，书畅在流动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和角色。当她面对众多因抵挡不住传销的诱惑，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同样漂泊的个体时，她的良知告诉她，她有责任把这一切告诉世人，她要用她的笔、她的文字去揭开这个阳光下“美丽的陷阱”。

　　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黑局》里，她不惜用65万字的篇幅，讲述传销触目惊心的危害，其中有苦口婆心，更有大声疾呼。她将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置于个人体验之后，将私人话语与时代背景结合，用理性、克制、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铺开了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讲述，笔至深处，触及灵魂。这里有变味的爱情，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丧尽天良，有见义勇为；有幸灾乐祸，有相互关爱；有忘恩负义，有患难与共……这里有恨，也有爱。在描述一幕幕黑暗丑恶时，作者始终不忘给人以光明和希望。正如泰戈尔所说：“你尽管活成一束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这束光走出黑暗。”

　　书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更是一位坚定的探索者。她所探索的正是在当下社会变革中的种种人生百态，这个主题充满了挑战，而正是这种面对挑战的勇气，使她的作品具备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从而也使她从对文学本能的爱好中找到了文学的本真——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因为她知道，作家之所以是灵魂的工程师，其首先必须具备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担当，其次必须具备心系大众的艺术情怀。

　　关于情怀，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一个好的主题思想，还要有作者的审美追求、感情的力量、语言的力量。

　　书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中深情地写道：“夜很快就过去了，我一直在睁着眼等待天亮，等待光明和希望。睁着眼的夜，第一次变得那么短暂。”

　　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黑局》中，她冷静地面对着这一切，“在林小妍努力奋斗上位，当上大老总后，发现传销的组织者、操纵者竟是自己苦苦等了20年的恋人，儿子林浩然的亲生父亲。在爱情、亲情与犯罪之间，林小妍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揭开了异地传销的罪恶秘密。”

　　此时，作者不再是那个缓缓叙述故事的旁观者，她在奋笔疾书，甚至是大声疾呼：6年后，林小妍的儿子林浩然在广州被拉入全新的传销组织“云天下”，深受其害的林小妍无法说服儿子放下传销，跪地大声高呼“救救我的儿子吧！”

　　如果说书畅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还是一个脉脉温情的以爱为主题的讲述者，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变了味的爱情故事；到了第二部小说，她进入到严肃的自我审判中。此时的她，对生活的真相有了一个逐渐解密的过程。

　　《黑局》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触动了人性的丑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更在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她的文学性。作为一部社会性、思想性很强的长篇小说，文学性、艺术性是其血与肉、灵与魂的内涵，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航空母舰”，它应该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更该是一种人性的美学呈现：人性的堕落、罪恶、诱惑、惩罚等一切的异化，不是光有批判精神就能说服人的，能够真正触动人的灵魂的永远是文学性、艺术性，这种文学艺术的感人之处，更多的是要通过文学艺术去写出人性的复杂。这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性：既善又恶，非善非恶，而且在这一切的善恶交替中，既有欺骗性，又有世俗性，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恶，文学作品只有深入地艺术地展现人性中的善恶美丑、正邪中的美学呈现，才能给作品带来思想性、社会性、文学性的张力，也才会大大增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文学功能。文学作品说到底是靠文学性、艺术性去感人的，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意义上通过阅读的反思，深入理解作为普通人对造恶抗恶的深度思考，因为读者会凭借着阅读处理自己和他者、自我与世界、自我与本我的各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畅的小说就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本，因为她剑指人性中的善恶，也指向了人的灵魂。

　　阅读是一种几乎再创造式的体验，而观看影视剧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人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一定要看到什么，而是一定要体验和觉悟什么。

　　独特的个性，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唯有独特的视野、独特的选题、独特的表现手法、独特的构思、独特的立意，其作品才更有美学价值。

　　评论家南帆认为，长篇小说有两大类型，一种是开阔而复杂的，一种是清晰甚至是有点透明的，书畅的小说属于前者。

　　著名作家王宏甲说：“没有感情就没有真正的透明，感情会使人从失败中看到奋斗，从污秽中看到纯洁，从丑陋中看到美好，从侮辱中看到尊严。”他还说：“文学艺术最大的社会作用是在钱财横行权势霸道，人的精神流离失所的地方发挥拯救人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书畅在文学创作的长征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凡经典作品必然会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的命运有着最深刻的关切，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书畅在努力通过她的作品印证着她的文学追求。

　　写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是要去思考中国精神的内涵，扎根时代，表现时代，倾听时代声音。作家必须与人民共情，与时代共振，甘当人民的孺子牛，要有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心系远方、心怀人民大众的艺术情怀。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文艺创作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

　　殊不知，一切的文艺创作，离开了社会、离开了民族、离开了人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