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科技创新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创新要从生产实践、工程验证和市场竞争中凝练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应充分发挥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的综合优势，推动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相互塑造、相互提升，不断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简单理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单向转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学发现、技术攻关、工程验证与产业应用日益相互嵌入、迭代演进，准确把握这一变化，需要发挥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与创新规律相适应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不断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把握创新范式变革  重塑双向互促链条

　　长期以来，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依次传递的线性模式，是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框架。这一模式揭示了基础研究的源头支撑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前沿科技快速突破、产业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单向传导”已不足以概括创新活动的实际形态。在科学前沿与产业前沿加速交汇的当下，产业实践不断提出新的科学问题，技术应用也在持续拓展基础研究的边界。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发展依赖算法、数据、算力等基础能力的协同突破，而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制造业、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又不断产生新的模型需求和工程问题，牵引算法优化和底层技术创新。因此，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应用已不再是彼此割裂的环节，而是呈现出循环反馈、共同演进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这两项要求揭示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即科技创新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创新不能被动接受技术成果，而要从生产实践、工程验证和市场竞争中凝练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由此，形成“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应用验证、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推动供需双向互促，能够缩短技术路线的检验过程，从而提高创新效能。创新活动本身伴随着不确定性，一项技术是否可行、哪条技术路线更具优势，仅凭理论推演与实验室数据往往难以判定，需要放到真实生产应用场景中接受检验。大规模产业应用则为这种检验提供了充分条件，检验机会越多、周期越短，技术路线的特点就越明晰，便于人们从中选择。由此，创新范式的变化便重新界定了各国开展创新的基础条件。若仅沿着既有技术路径追赶，往往难以突破技术封锁与生态壁垒；而拥有完整产业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较强工程能力，就能够从产业一线发现问题、组织攻关、验证迭代，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是对这一趋势的主动回应。

　　依托完整产业体系  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当前，企业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更是产业问题、工程经验和应用需求的核心来源。在生产经营、技术改造和供应链协同过程中，企业积累的知识正日益成为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知识既包括可编码的技术标准、工艺参数和测试数据，也包括难以完全写入手册的工程经验。产品优良率如何提升、复杂系统如何协同匹配，往往只能在反复实践中摸索。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性能逼近边界，产业一线的瓶颈会进一步上升为材料、工艺、装备、算法等领域的科学问题。产业体系越完整、应用规模越大、技术迭代越快，越有可能形成“实践发现问题、科研攻克问题、应用检验成果”的创新闭环。

　　如今，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这一产业基础，不仅铸就了强大的生产和配套能力，也孕育了广泛的工程场景、丰富的技术需求和快速的应用验证能力。但产业体系规模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创新策源能力，要实现这一转化，关键在于建立企业出题、科研机构解题、多元主体共同验证的协同机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可以把分散的技术需求集中为明确的科研任务。完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和应用示范体系，能够助力更多实验室成果顺利跨越工程化、产业化的“关键一跃”。健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支持机制，有助于合理分担新技术、新产品首次应用的风险，由社会共同承担首用成本。总之，只有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科研任务、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能力，制造优势才能变为创新优势。

　　围绕全链条全周期  优化科技政策供给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求政策供给由分散支持转向全链条协同，由平均用力转向全周期精准施策。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39262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0%。在投入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如何提升资金使用效能、避免低水平重复投入、推动创新资源向战略急需领域集聚，是当前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既涉及投入结构问题，也涉及投入时机问题，其中投入时机问题更易被忽视。政策供给与技术演进在时间维度上能否匹配，往往比投入规模本身更能决定政策的实际成效。

　　当技术路线尚未定型之时，过度分散投入易造成资源浪费；待技术路线固化之后，仅靠简单加大投入又难以突破既有生态壁垒。因此，不同技术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政策工具的运用也应有所区分。对处于萌芽期的未来产业，要重视前瞻性布局，发挥国家战略引导和“耐心资本”作用，支持基础研究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为可能重塑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保留空间。对进入成长和扩散阶段的新兴产业，要聚焦场景开放、标准建设、中试验证和首用支持，推动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相互促进。对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前瞻治理，推进包容审慎和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制度安排。

　　分阶段施策能够解决时机问题，而要优化投入结构、形成系统合力，离不开合理的协同与分工机制。一方面，战略预见能力与重大任务部署机制是政策协同的核心，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等政策的同频共振，必须建立在对未来趋势的准确预判之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正是适应其长周期、高风险特征的制度性安排。另一方面，前沿创新的不同技术属性决定了政府与市场的机制分工。大科学装置、深海深地探测、可控核聚变等方向投入大、周期长、外溢性强，其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国家力量的不可替代性，必须依托国家体制提供长期的稳定支持；而技术路线的选择和创新资源的微观配置，则更契合市场的价格发现与竞争机制。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赋能、多方参与的创新投入基本格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激发协同创新效能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有效的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作为坚强支撑。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统筹科技力量、产业资源和重大任务，形成体系化攻关能力。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统筹配置任务、平台、人才和资金，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可以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的创新格局。由此，产业需求能够更快纳入国家科技任务布局，科研力量也可更直接面向产业一线。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并不意味着要用同一种方式推进所有创新活动。集中攻关和自由探索，分担创新风险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由国家统筹资源、集中承担风险，适用于方向明确、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任务；后者则通过大量小规模、多路径的尝试来分散风险，颠覆性创新往往正是从“非共识”方向中涌现出来的。两者各有适用领域，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既要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也要完善“非共识”项目遴选和支持机制，为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留出空间。此外，还要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健全以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和长期价值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无论是攻克核心技术还是探索“非共识”方向，人才是最终关键支撑。产业一线不仅是应用科技成果的场所，也是发现问题、培养人才的现场。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人才流动渠道，支持科研人员服务企业创新，鼓励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与科研攻关，有助于推动不同类型的知识在同一批人身上交汇融合。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既要重视论文、专利等学术成果，也要看能否解决重大工程问题、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形成现实生产力。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创新组织方式的重要变革。从单向传导转为双向互促，并非削弱基础研究的源头作用，而是要更加注重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验证和产业应用之间的循环反馈。面向“十五五”，应充分发挥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的综合优势，推动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相互塑造、相互提升，不断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分别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