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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公祠

  “南渡春流浅,西风片雨晴”。这是唐人韩翃描写樊川的诗句,浅浅蜿蜿的水流,时断时续的细雨,简直美得不可方物。此地两原相峙,背靠少陵,南望神禾,东是杜曲,西是韦曲。周为樊邑,汉为樊哙的封地,唐时韦杜两大家族在此聚居。曲的原意是蜿蜒的溪水,水润樊川,便有了十里桃花百亩稻田,有了梵音袅袅八大古寺,这一片山水林泽就成了盛唐的遗韵。

  余光中说,李白酒入豪肠,三分啸成了剑气,七分酿成了月光,秀口一张便是半个盛唐。在笔者看来,樊川这一片山水田园,却属于另一个诗人,那就是杜甫。杜甫在长安十年,其中有两年住在少陵原畔的牛头寺旁,他在长安朝扣暮随的清苦生活,却展现了盛唐的另一幅景象。

  宁静中印证着孤寂与无奈

  有人考证,杜甫的远祖是晋代杜预,祖籍也在樊川。他的祖父杜审言在洛阳一带做官,杜甫出生在巩县,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河南。壮年之后,他来到长安,求取功名,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却屡屡碰壁,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凝视他走过的孑孓身影,长安十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光。也许是后人为了从感情上弥补,千年之后,在少陵原畔建了一座祠堂,让他享受香火的供奉。

  杜甫的祠堂不大,青砖灰瓦,掩映在青松翠柏之间,与成都的草堂有天渊之别。成都的草堂规模宏大,终日人声喧哗,这里宁静而少有人来,恰恰也印证了诗人困顿长安的孤寂与无奈。

  杜公祠依少陵原而建,北依少陵原,南望神禾原,西接千年古刹牛头寺,下坪是一座将军的陵园。拾阶而上,走过一个小小的山门,便是一个寂静的小院。正面坐北朝南有享殿三间,正中有杜甫的塑像一尊,神态肃穆、郁郁端庄。塑像东侧是“唐杜文贞公遗像”碑,碑上有诗人着朝服的半身石刻像。享殿西碑房墙上嵌着古碑六通,除《守护法藏诫文》碑外,其余皆是明清两代修祠的记事碑。山门两侧建有碑廊,是历代书家书写杜诗的碑林,曲曲折折、蔚为大观。东西的展室展现了杜甫的生平,特别是在长安十年的经历,观看之后,让人思绪万千。

  “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这是他初来长安,赞美韦杜地区的诗句,然而这时却有山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兵荒马乱,他只能四处漂泊,从奉先县到鄜洲、到灵武、到凤翔……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杜甫初到长安是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是唐明皇纳寿王妃的第二年,权臣李林甫红极一时的时候。杜甫时年三十五岁,正当盛年。他雄心满满,从中州大地走来,从齐鲁孔孟之乡走来,从吴越会稽走来,从江准太湖走来,壮游了四方,觉得已有足够的才华,然后来到喧嚣的都城,追宗思源,祭拜远祖,求取功名,以实现经国济世、安邦定国的宏伟理想。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甫对自己相当自信,认为他的才华与汉朝扬子云(扬雄,字子云)、三国曹子建不相上下,而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简直是天下奇才,比他的偶像李白刚进长安时还要自负。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李林甫“野无遗贤”的禀奏下,他科举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这让他乱了阵脚,以致穷困潦倒,到了三餐不保的地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在穷困和失意的双重煎熬下,一个爬树健如牛的青年,被现实折磨成了小老头。被逼无奈,一向铁骨铮铮的他不得不违心地求助权贵举荐,说一些肉麻的话,写一些肉麻的诗,还给唐明皇上了一篇拍马屁的《三大礼赋》。但,除了得到一个“端正贤良”的赞誉外,杜甫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四年后才被授予一个管理兵械库的甲胄参军小官,这和他的理想和抱负相差甚远!不久,他便去职回家了。

  “野无遗贤”——上升的通道已经被堵死,杜甫在长安毫无希望。在友人的帮助下,穷困的杜甫住到了少陵原畔牛头寺东跨院,自号“杜陵野老”,过起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但看人脸色的日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生活仍不安稳,因此杜甫把妻儿老小安顿到了奉先县,过着靠亲友接济的生活。杜甫自己仍然生活在长安等待机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他回到奉先县得知自己小儿子饿死时,他非常痛苦,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自己太失败,但也毫无办法。“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这还是人过的生活吗?

  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长安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心太热,因而命也就太苦。他时时都抱着入仕的希望,想为民请命,振兴国家,但每一次都令他失望。他向往着燕昭王的黄金台,招贤任能,一血国耻,但只能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当听到太子在灵武登基的消息,他觉得机会来了,远走灵武,可半途被贼兵所执,抓回了长安。杜甫虽被困在长安,但心系朝廷,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战事的变化,在此期间他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听说郭子仪大败叛军,肃宗朝廷迁到了凤翔府。于是,杜甫在一个和尚的帮助下,冒险从长安金光门逃出,穿过两军对峙之处,到凤翔见到了日夜想念的皇上。然而,刚登帝位的皇上却不怎么待见他,看他衣衫褴褛、忠心犹在,便授予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属于谏官,虽然只是从八品,官不大,但说话还有一定的分量。杜甫心太直,因而命运多舛,他确实不是官场中人,没过几天就卷入宰相房琯案中。房琯率军抗击叛军,大败而回,被贬去了相位,当满朝文武无人为房琯说话时,只有杜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房琯辩护,最终惹恼了肃宗,要将他下狱治罪。好在有宰相张镐等人的搭救,杜甫才被无罪释放。但经此一遭,他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被罢官回家。

  杜甫是历史的失落者,他的诗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晚唐才被重视。但诗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关于他的人,说的却不多。他的祠更晚一些,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长安人张治道经过考证认为杜甫的生里、流寓、宦乡都在长安,于是倡导修建了少陵原畔的杜公祠。但说起生里,长安只是远祖之籍;宦乡,只是个两天半的小官,却烦劳了诗人一生;最后只剩下流寓,流得万分凄苦,一生惆怅。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杜甫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长安,困守长安近十年,他期待过,努力过,挣扎过,甚至拉下脸皮,给人溜须拍马,希望能对朝廷有所贡献,最后却一事无成。之后四年便是安史之乱,他逃亡、被抓,短暂为官,在仕途和正义之间他选择了犯颜直谏,结果失去了政治前途。身未老,鬓已斑,他满怀希望而来,最后带着失望而去。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丢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前往秦州。之后漂泊西南,再也没有回来。

  (据《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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