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进一步实证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

　　●按照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来看，其划定的文明标准，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考古实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陈永志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为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其主体分布范围在内蒙古的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流域，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充分吸纳中原仰韶文化元素，形成了中国北方鲜明的文明地标。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和玉礼制体系的发现，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280万平方米城市的发现交相辉映，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近年来，红山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进一步实证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标志，从考古材料出发，突破了西方“文字、冶金术和城市”文明三要素的桎梏，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文明社会标准中国方案的提出，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而红山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作为文明社会标准中国方案的重要学理支撑，自然是功不可没。如果按照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来看，其划定的文明标准，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考古实证。

　　关于“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的文明标准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建筑、制陶、制玉、制石等方面的社会群体，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中，在118号居室墓内发现墓主人右侧葬有一雌一雄两头整猪遗骸，这种人猪合葬现象反映了距今7000多年的兴隆洼文化中对猪的崇拜。而在与兴隆洼文化一脉相承的红山文化遗存中，猪的形象也多有出现，上升为赋有特殊含义的虚拟形像，用玉石雕琢成型，作为重要的礼器出现，成为红山社会精神文化的象征，也说明红山社会农业经济发达，人们有足够的粮食来饲养猪这种家畜，标志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生活的稳定。在通辽市科左中旗哈民遗址出土了一个精致的小陶猪，在小陶猪背上还开有一个管状口，罐里还有碳化的粟黍籽粒，由此可见猪与粮食的密切关系。而在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数量可观的农业生产工具石斧、石耜、双孔石刀以及石磨盘等生产工具，足可见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红山文化的主要石器生产工具石斧、石耜、石刀打制规整，形制划一；玉器琢磨精致，“C”形、动物形、勾云形种类丰富；“之”字纹筒状陶器、涡旋线纹、三角形彩绘陶器装饰纹样风格一致，这些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生产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明确，并走向生产技术广泛传播发展的重要表现。而建筑、制石、制玉、制陶手工业生产者群体的出现，也为城市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关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的文明标准

　　考古发掘表明，红山文化遗存可分为遗址和墓葬两大部分。在发现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每一个聚落中的房址基本上都成排分布。在居中部位都分布有开间较大的房址。如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中面积最大的18号房址，位于所有房址群居中部位，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18号房屋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这样的房屋布局显然是经过严格规划的，标志着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特殊。在通辽市科左中旗哈民遗址北区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82座，以大型房屋为中心，周围分布小型房屋，房屋排列布局特点清晰，区块主次等级分明。其中32号房址木构梁架结构最为完整，榫卯式捆扎技术显示清晰。在37号房址内，出土有圆角方形玉璧、玉钺、玉钩云形器等大量器物，造型精美。哈民遗址出现的房址，说明红山社会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榫卯和捆扎技术建设房屋，木构工艺技术在当时已经走向成熟。哈民遗址几万平方米的聚落、精美的玉器、纹饰独特的陶器、土木结构房屋以及双层环壕的聚落防御体系，都说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层级。

　　这种社会层级的划分，也表现在墓葬上，红山文化的墓葬等级化也很突出，首先是积石冢的出现。红山文化其他类型的墓葬很多，但积石冢一定是特殊人群的墓葬，表现在积石结构的特殊性上。这种积石冢构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较强的社会组织。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呈“南坛北冢”复杂结构，圆坛直径23.5米，方坛外墙长达40余米，可见规模之宏大。而红山文化积石冢内墓葬都很特殊，用立石塔建墓框，随葬有玉人、玉猪龙、玉箍形器、玉冠、彩绘筒形器等高档随葬品，出现了随葬品豪华的“王”墓，彰显了神祇人员身份的特殊地位，表现出了社会群体阶层的划分，这也说明红山社会部分人群已经掌握了生产分配的权利，聚落之间出现分化，形成了阶级。从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来看，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社会政治大权的阶层。红山文化中普遍以玉器作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及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从玉器的规格、组合方式以及制玉技术上来看，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等级规范，出现了阶级。

　　关于“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的文明标准

　　红山文化重要的考古发现，以牛河梁坛、庙、冢和玉人、玉猪龙、玉箍形器等精美玉器以及赤峰市敖汉旗发现的陶人塑像最为典型，体现了红山社会特殊而又发达的政治形态。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宗教类建筑较为突出，在牛河梁遗址、魏家窝铺遗址、哈民遗址我们都可以看到分属于聚落、聚落群、超级聚落群和核心区不同层级的宗教祭祀建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牛河梁遗址。自2020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次对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大型遗址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新发现了9座大型建筑台基，这九座台基的面积加上周边新发现的附属建筑，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0万平方米，1983年发现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这组非常恢宏的台基建筑群，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社会组织机构庞大，建筑技术高超，已经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完成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这种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一体的祭祀性遗址，规划严密，是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型公共设施。这些设施有祭祀的公共活动中心、祭祀的偶像、祭祀仪式举办的场所、参加祭祀的社会群体以及组织祭祀活动的神祇人员等要素，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聚落形态。中心聚落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出现了密切的政治联系。这种以一种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种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如出一辙。在聚落中心掌握权力的政治核心人物是神祇人员。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一尊陶人像，通高55厘米，男性，头戴盘索冠盘腿而坐，两眼圆睁，表情严肃，这应当是红山社会等级较高的神祇或“王”一类级别的人物。那么，举办这种祭祀群体活动一定是依附于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才能够实现，这种政权组织上升到政治层面那就是国家，而维持国家政治秩序的礼制随即形成，其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大量玉器的出现。

　　在距今8000年的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中就已经发现琢磨成形的精美玉器玉珏，到了红山文化阶段制玉技术相当成熟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动物为题材的各类玉器，主要有斧、猪龙、人像、凤、鸟、龟、蚕、勾云形器、箍形器、双联璧、三联璧等多种。勾云形器、箍形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三种器类，其中以赤峰市翁牛特旗出土的大型碧玉龙、黄玉龙最为精美。这些玉器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精神世界的物化表现，是“以玉为尊”“以玉通神”的制度行为，形成了一定以玉表达的等级模式。特别是辽宁省牛河梁、赤峰市敖汉旗玉猪龙的出土，赤峰市翁牛特旗碧玉龙、黄玉龙的发现，说明红山社会以玉为礼的行为规范已经形成。根据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所反映的文明形态来看，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区域性原始国家的雏形，即进入了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星辰，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如果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判断文明社会标准中国方案的指标要素来看，按照红山文化一系列考古发现来对标对表，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能够充分满足文明社会的对应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讲，红山文化同样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实证。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发现最早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证据之一。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目前，红山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2023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红山文化遗址18号房址中，发现了一件40厘米长的龙形蚌饰，这件龙形蚌饰所体现的龙，开嘴的方式以及体态与晚期龙的形象趋于一致。这件蚌饰龙距今6300年左右，早于红山文化“C”型玉龙的时间，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群体已经有了对龙图腾的崇拜。而就在今年，在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中，考古发掘出土了3件玉猪龙，其中一件长15.8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的玉猪龙，还同时出土了与安徽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的山字形玉器等珍贵文物。该遗址是在西辽河流域首次发现的集墓葬与祭祀为一体的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建筑遗存，对于深入了解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以及玉礼制的形成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也由此说明，“龙”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早在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社会广泛认同的文化符号，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足以表明，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考古学实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怎么样？中华文明起源有哪些鲜明的特点？红山文化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即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生动诠释。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北疆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此文系内蒙古北疆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系列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