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一个以“镔铁”为名的民族，自4世纪活跃于历史舞台，至10世纪建立起雄踞北方的辽朝，创造了别具一格又深刻融入中华文明谱系的灿烂文化。

　　这个王朝留给我们太多鲜明的印记：官分南北，因俗而治；四时捺钵，五京并存；澶渊之盟，融汇四方……

　　辽朝统治期间，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孕育出大量令人惊叹的物质文化成果，皇城、州县、佛塔、寺庙、陵墓、瓷窑等，以及各式精美器物，共同构成了辽文化博大精深、鲜活可感的物质谱系。

　　城址分布体现治国理念，建筑设计反映精神世界，器物创作展现生活面貌。丰富的物质遗存携带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散布在被辽文化浸润的山水之间。

　　辽文化，是契丹人以及辽朝各族人民所创造的共同历史文化成果，“兼收并蓄”是其突出的特质。从这些物质遗存中，常能窥见辽文化承唐比宋、沟通中西、儒释道与萨满教并存的痕迹，直观感受辽朝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

　　宫城相伴  塔寺并存

　　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辉煌历程中，辽朝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记。这个由契丹族建立，融合汉、奚、渤海、女真等多民族的王朝，其治理智慧深刻烙印于它所营造的城池与建筑之中。星罗棋布的城市遗址与巍然屹立的佛塔寺院，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史书，无声述说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恢宏篇章。

　　辽朝实行的“五京”制度，以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构成其政治地理框架。这些都城不仅是行政中枢，更是文化融合的枢纽，集中体现了辽朝吸收中原营造法式又结合自身传统的创造力。其中，坐落于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辽上京与辽中京，堪称典范。

　　辽上京，是契丹人依照汉制在北方草原建立的第一座都城，也是辽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据《辽史》记载，公元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任命汉臣康默记为版筑使，在祖居地“西楼”建设皇都。公元938年，辽太宗改皇都为上京。

　　辽上京全城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呈不规则“日”字形。皇城是官署寺院所在，街道纵横；汉城为手工业作坊、商贸区与密集民居。在今天的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能清晰辨认出皇城护城壕遗迹。通过遗址数字复原俯瞰图，可一览其原始布局和建筑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认为，“辽上京规制”的形成，堪称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和中原农耕文化传统在都城规划设计方面相融合的杰作。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田广林在《辽朝上京的营建及其划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辽上京的营建直接奠定了辽朝立国的根基，开创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崭新纪元。

　　与上京不同，辽中京内外两城略呈“回”字形。《辽史·地理志三》记载，辽圣宗时期修筑中京城，“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神都”指北宋东京，可见辽中京是仿效北宋东京城的形制布局而建。

　　辽中京博物馆馆长宫相才介绍，中京城是堪比当时北宋东京城和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世界性大都会，建筑风格一改辽初城市建筑的“分治”模式，“回”字形城建结构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中承前启后，是城市建筑大一统经验的总结与凝练。

　　与宏大都城相映生辉的，是辽朝灿烂的宗教建筑艺术。“辽鼎盛时期，当地民众广为信奉佛教，出现了塔寺林立、塔城相伴的景象。”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馆长黄文博说。

　　耸峙增华，遗韵千年。

　　目前，全国保存下来的辽塔约百座。最著名的当数位于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木塔，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构楼阁式建筑。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砖塔，如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辽庆州白塔、宁城县的大明塔，以及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辽丰州故城内的万部华严经塔等。

　　辽塔是佛塔建筑的高峰，最常见的类型是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

　　辽庆州白塔是楼阁式塔的代表，它通身布有精美的浮雕，如飞天、力士、胡人、花卉、兽面等，被誉为“辽代浮雕艺术博物馆”。著名历史学者蒙曼观后称赞：“蓝天之下，白云之畔，草原之上，一塔挺秀。这是我们全中国最美丽的一座古塔。”

　　大明塔是密檐式塔的代表，为全国第三高塔、体积最大的古塔。整座大塔与辽中京互为映衬，建筑宏伟、造型秀美，堪称罕见的艺术珍品。

　　塔因寺立，寺以塔尊。与巍峨古塔相辅相成的，是众多留存至今的辽代寺院，知名的有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的奉国寺、天津市蓟州区的独乐寺、山西省大同市的华严寺等。

　　真寂之寺，始建于辽，距辽上京城遗址不足20公里。寺中洞窟，均依山岩雕刻而成。寺外的慈航山、桃石、圣水井等，与山岩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展现了北方地区石窟艺术的独特风貌。

　　从“日”字形辽上京，到“回”字形辽中京，从浮雕精美的辽庆州白塔到石窟奇观真寂之寺，还有众多州县城、投下州城、边防城和奉陵邑广泛分布于五京诸道。这些宏伟遗存，是各族人民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不仅见证了一段段草原往事与市井繁华，更实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特质，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地标。

　　凿山为陵  古墓丹青

　　辽朝的丧葬文化，以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丰富的物质遗存和绚丽的艺术表现，成为我们了解这个多民族王朝社会面貌、精神世界与民族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

　　“自辽初，契丹贵族就在本族传统习俗中融入汉唐礼俗，形成了整套丧葬礼仪。”赤峰大学契丹辽文化研究院院长任爱君介绍，此后越来越多的契丹人，主要是契丹贵族有了固定的家族墓地。他们还汲取东胡、匈奴等“覆面”习俗，发展成具有金属网衣、金属面具的契丹丧葬习俗。

　　赤峰市巴林左旗是辽王朝建立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家族祖源地。2008年，以董新林为领队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二队在辽祖陵作考古发掘和研究，于辽祖州城北山的半坡上发掘出一大龟趺，并在龟趺周边发现建筑基址和大量碑刻残片，初步判断此龟趺所驮负的就是“辽太祖纪功碑”。

　　“石碑正面刻契丹大字、背面刻汉文楷书，碑亭建筑亦为汉式形制。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辽史》记载，更以实物形式表明了辽初政权在文字使用上的开放态度。”辽上京博物馆馆长左利军说。

　　辽祖陵是辽朝最早营建的帝王陵寝，整个山谷像一个口袋，西、东、北向都有大山环抱，仅在东南方向有一个狭窄的入山口并建黑龙门。其以自然山脊为“墙”的独特陵园结构，在我国乃至世界帝陵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此后，辽朝皇陵多延续并发展了这一传统。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怀陵、庆陵等，均择址于风景佳绝、山峦环抱之地，将人工营造巧妙融入自然景观，形成了辽朝皇家陵园的基本风貌。

　　墓葬中出土的墓志与哀册，如同一部部石刻“档案”，成为研究辽朝历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其中，大量汉官及其家族的墓志，揭示了辽政权社会结构中深刻的民族交融。例如，辽上京地区出土的十余方韩氏家族墓志，勾勒出这个历仕多朝、位极人臣的汉人家族的辉煌历史。始祖韩知古、其子韩匡嗣、其孙韩德让（赐姓耶律）等，世代为辽王朝股肱之臣，参与管理建设。

　　辽上京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利华说：“韩氏家族与辽政权同兴衰、共荣辱，韩匡嗣墓志中‘国有圣君、时生伟人、云龙合契、鱼水相亲’的铭文，正是汉官集团与契丹统治阶层紧密依存、深度融合关系的真实写照，其墓志是观察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极佳样本。”

　　辽墓壁画，为墓主人营造永恒的死后世界，堪称深埋地下的艺术宝库与社会画卷。在艺术风格上承唐比宋，既保留了唐代绘画的富丽饱满与雄健气魄，又有宋代写实与清雅之趣，同时融注了北方人民质朴、奔放、刚健的审美气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方草原画派”。

　　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宝山辽墓，壁画中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爱好和情趣，也体现了辽地对中原故事的认同。《颂经图》描绘了一位贵妇（或为杨贵妃）教授白鹦鹉雪衣娘念诵佛经的场景，《高逸图》展现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此外，辽墓壁画中还有大量关于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仙鹤、门神、日月等题材图案，这些都是多元文化在辽朝流传、并存的实物例证。

　　辽墓壁画还生动再现了辽朝社会生活的全景。不仅有展现捺钵制度的辽庆陵四季山水图，还有出行狩猎题材的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契丹人草原放牧图和契丹人住地生活小景图、家居侍奉题材的敖汉旗四家子镇北羊山1号辽墓茶道图和北羊山3号辽墓庖厨图、竞技游艺题材的敖汉旗皮匠沟1号墓打马球图和金厂沟梁镇娘娘庙辽墓角觝图等等。壁画中常见契丹人与汉人侍从共处、各族服饰并列的画面，直观展示出辽朝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史实。

　　依山傍水的宏大帝陵，铭刻史事的碑志哀册，描绘万千的墓室壁画，共同构成了一条条地下“历史文化长廊”。它们深刻揭示了辽朝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艺术和精神信仰等多个层面，是如何创造性地将草原传统与中原文化、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熔为一炉的历史过程。

　　载物万千  与古同辉

　　山川流日月，文物映古今。

　　陶瓷器型多有创制，异彩纷呈；金属制造业久负盛名，契丹鞍“天下第一”；纺织技术和刺绣工艺高超，“蕃罗”备受追捧……这些器物不仅是辽朝社会生活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创新发展的有力见证。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介绍，辽瓷在中华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其窑场广布五京，如赤峰市松山区的缸瓦窑，遗址中分布着大量马蹄形窑和一座龙窑，被誉为“草原瓷都”，其庞大的规模与丰富的遗存，展现了辽朝制瓷业的宏大气象。

　　辽瓷技艺，既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制瓷技法，烧造出精美的白瓷、仿定瓷，又有自己的特色。

　　辽三彩，是承袭唐代传统的一种低温釉陶，胎质粗且较硬，多为黄、绿、白三色釉，无蓝色。它虽不及唐三彩灿烂斑驳，却呈现出浑厚凝重、幽深古朴的风格。除三彩海棠盘、三彩印花方盘等常见样式，还有一些特色作品，如辽中京博物馆展出的三彩猫形壶、巴林右旗博物馆展出的三彩印花球形埙、敖汉旗出土的辽三彩香薰等。

　　鸡冠壶，是辽瓷中最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器型。大致可分为提梁型和穿孔型，造型源于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皮囊容器，体现了契丹工匠在制瓷工艺上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此外，形态各异的牛腿瓶、长颈瓶等，同样承载着鲜明的草原印记。

　　辽瓷不仅服务于当地，更沿着丝绸之路远播海外。在埃及旧都福斯塔特曾出土数片辽白瓷和一件完整的辽白釉盘口瓶。在伊拉克萨马拉考古遗址、地中海东岸以及伊朗的尼沙布尔，也都曾出土过辽三彩瓷器。而辽瓷中的某些造型与纹饰，如凤首瓶，亦可见到来自西亚地区的影响，生动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

　　辽朝的金属制造业亦堪称一绝。“契丹鞍”享誉天下，是其精湛技艺的代表。金银器制作尤见融合特质，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大批金银器中，鎏金银盘延续唐朝风韵，连珠纹银执壶则明显具有波斯萨珊王朝的艺术特征。还有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刻有孝子图的鎏金银壶，是中原儒家伦理观念与贵族日常生活器具的完美结合。

　　纺织技艺是辽朝手工业的另一高峰。辽上京曾设有“绫锦院”掌管生产，“蕃罗”等精品在宋辽贸易中备受推崇。辽庆州白塔、应县木塔、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其种类之繁、技艺之高，令人惊叹。在辽庆州白塔中发现的红色蜂蝶绶鸟穿花绫，绫面上牡丹盛开，蝶蜂飞舞，反映出高超的丝织技艺水平。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缂丝金绣鸳鸯戏水纹香囊、缀菱格婴戏宝相花纹锦素罗带和一组辽代儿童服饰等，纹样华美，工艺精湛，印证了文献中“锦绣组绮，精绝天下”的赞誉。

　　敖汉博物馆的散乐乐器铜镜、巴林右旗博物馆的乘鹤纹八音铜镜和巴林左旗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再现了辽朝歌舞宴饮之盛，反映出辽与中原乃至更远地域的器乐文化交流。源于捺钵制度的“春水”“秋山”玉饰，以和田美玉雕琢出“海东青捕天鹅”等生动场景，将游牧民族的四季渔猎生活凝固为永恒。骨刷、象牙梳、陶熨斗等日常用品，则透露出辽朝人民的生活情趣与智慧。

　　综观辽代文物，清晰可见两条脉络交相辉映：一是“华风北渐”，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化、技术深刻影响了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瓷器造型对宋瓷的借鉴、丝织技艺对中原的传承，还是文物中蕴含的孝道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的强劲向心力。二是“交流互鉴”，辽王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乃至更远地区保持着密切往来。来自异域的琥珀、玛瑙、玻璃器，以及器物上出现的奇特纹饰，都证明了辽朝并非封闭的政权，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往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枢纽。

　　“辽文化中的每一项卓越创造，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鲜明印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多元文化深度互动、融合共生的辉煌历程。”赤峰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月新说。

　　辽文化遗存光彩夺目，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这些历经千年风雨而留存至今的中华瑰宝，不仅是我们触摸那个远逝王朝脉搏的珍贵媒介，更证明了在历史的宏大画卷中，各民族文化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这份深厚的历史遗产，将源源不断地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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