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肖璐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现、发掘而得名，1954年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至今已历70余年。

　　70余年来，一代代考古人执手铲、踏荒原、探古壤，持续解锁着红山文化的密码，追寻着信而有证的中华历史和灿烂文化。

　　2025年底，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公布11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入选，这是中国入选的两个项目之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的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及彩陶坡遗址，作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亮相该论坛。

　　70余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的一次次“上新”，确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源头性地位，为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居与作

　　滔滔江河，泱泱中华。

　　溯源而上，是血脉的缘起，文明的肇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表明，西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

　　大河汤汤，润泽苍生。五六千年前，西辽河畔，红山先民正在努力探索、发现、生长。

　　他们择水土而居、顺天时劳作；他们建造温暖家园，用美来装饰自己的生活；他们学着认知自然，也思考死去的世界；他们感恩自然赐予的一切，祈求福祚绵长庇佑后代。

　　他们留下众多遗址，深埋土层，等待后人们以各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与他们“见面”。

　　2022年7月，彩陶坡遗址逐步揭开面纱。

　　彩陶坡遗址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安庆镇白庙子村合勿苏自然村，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期的中小型聚落。2022—2023年开展考古发掘，共揭露房址22座，灰坑22座，灶址5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共计200余件。这些数字背后，是红山先民日复一日的起居、炊煮、劳作。

　　F2、F15以及龙形蚌饰是最大收获。

　　F2房址建筑面积超100平方米，分南、北两室，是彩陶坡遗址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房址。在北室西墙以东1.9米处有规律排列的碳化横木遗存。F15是一处中型房址，保存有抹泥墙体、居住面以及超大型瓢形灶。

　　彩陶坡遗址至少存在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等4种不同规模的房址。考古人员推测，只有中型房址才是红山文化先民日常生活的普通房址。

　　出土的石耜、磨盘、磨棒等石器，是农业的痕迹。

　　正是有了近万年的禾盛黍丰，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炊烟袅袅，人丁兴旺。红山人用磨盘磨着粟黍，也磨着岁月。热腾腾的小米饭，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一间屋住不下，就添一间；一个灶不够用了，就添一个。

　　分家，就要分家当。考古人员曾经在魏家窝铺遗址两个相邻房址中分别发掘出半块磨盘，原本整块的磨盘被分割归属于不同的房子，可以猜测这两个房子都是一家的，或者这房子主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或许是兄弟分家之类。

　　魏家窝铺遗址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2009年至2012年的4年间，魏家窝铺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15320平方米（勘探面积约93000平方米），共确认房址114处、灰坑219处、壕沟3条及灶址15座等。

　　壕沟之内，是红山人的日子。

　　走进这片距今约6000年的古文明现场，但见聚落规划有序：房址成排分布，局部聚集成块；屋与屋挨得近，却又为每户人家留足了户外活动空间。房屋多呈圆角长方形，为半地穴式建筑。屋中央，灶坑与烟火道相连，炊煮、取暖及照明，一膛火便都顾全了。有意思的是，房址门的朝向不同，有研究者推测可能是当时居住的人根据不同的季节、风向来选择住哪座房子。

　　可以想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的正是“天地和顺相生，人际和谐相处”的日子。

　　如果说魏家窝铺遗址是红山人的“日常”，那么脑特盖遗址就是红山人的“中心”。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考古人，那就是始终没能发现能与牛河梁遗址规模相匹配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脑特盖遗址的发现，恰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脑特盖遗址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南侧紧邻西拉木伦河主河道，距今5500至5000年，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遗址地表20余处“灰圈”至今可辨，每一处灰圈，便是一座房址，房址成排分布。北部一方一圆两处石砌祭坛，形制与牛河梁、东山嘴的祭祀遗存高度相近。居住区与祭祀区规划井然，共处一地。

　　红山人的聚落，从“过日子”长成了“古国”。

　　坛庙冢

　　高山，台地，祭坛。

　　点点星光与熊熊篝火相映。王巫手捧一件玉龙，口中念念有词，缓缓走向祭坛中央，红山族人怀着敬畏和希冀，叩拜天地。

　　这些仪式，发生在哪里？

　　从赤峰市向东驱车2个多小时，就到了敖汉旗下洼镇八旗村。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就坐落在村北1.5公里处的缓坡上。

　　此处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举目四眺，只见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且背山面水。秋风拂过，静寂无声。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属墓葬与祭祀功能相融的复合型遗址，是内蒙古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遗址。2024年5月—9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揭露遗迹近30处，出土各类遗物近300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形制——南方北圆、南坛北冢。

　　北侧圆形建筑直径23.5米，外冢界墙在北部圆冢近半处向南延伸围绕呈方形；南部方形建筑长约45米。内冢界墙呈圆形围绕中部冢体一周，可见一至七层台阶状墙体层层内收，似金字塔状。台阶状墙体上、冢墙墙根下皆摆放无底筒形器。

　　无底筒形器有祭祀功能，是考古工作者识别红山文化墓葬的一个重要标志物。

　　有学者推测筒形器集天、地、人于一身，它敞口向天，无底向地，作为灵物的石块放置于筒形器内，表明当时人们已把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禘天于圆丘，禘地于方丘，禘祖于宗庙。”

　　牛河梁遗址范围达到了50平方公里，坛、庙、冢齐全。这个形制是国家祭祀的特征。这种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建筑理念，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均与北京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相类似。

　　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积石冢总体布局平面呈圆形，由三个长条状多棱形石柱组成的同心圆圈构成，外圈最低、内圈最高，三层递收迭起。

　　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注意到这三环石头坛的天文学意义，认为石坛的拱形外观可以视作天穹的象征，而三个同心圆正可以理解为分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它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是一幅与当地真实天象“完全相符”的“实用盖图”。

　　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智慧的中华先民们安静凝望那日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冥思苦索那山川相缪、草木枯荣的变化，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发现朴素的自然规律，并记录下对自然的认知，以及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观自然变化，与自然相和。

　　郭大顺先生最是难忘发掘女神庙时与“女神”相见的情景。

　　郭大顺认为，女神像是高度写实的，应该是被神化的祖先偶像。苏秉琦曾高度评价说：“女神像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在敖汉史前文化博物馆，珍藏着一尊“中华祖神”。它上身挺直，盘腿坐姿，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体态端正，神态肃穆，头戴冠帽，双眼圆睁，嘴巴圆张，仿佛正在发号施令又或者在吟诵着什么。

　　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王巫的形象。它开创了中华民族祭祖敬祖的先河，证实了红山文化敬天法祖理念的客观性。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动而万物生。”‌“遗德休烈，泽被千秋。”

　　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感恩于大自然赐予的一切，也感念于祖先开辟的这片家园。因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叩拜天地，怀远尊先。

　　“礼，就是来源于祭祀。”

　　田广林先生在参加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时说：“距今5000年前，较早地在红山系列文化社会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敬天崇祖为基本内涵特征的礼制传统，成为后世中国南北各族居民共同的精神产物和历史文化根源。这种文化上同根同源的内在亲缘关系，决定了古代中国在数千年间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分裂和割据的严峻考验，从而成功地维系了中华5000年礼制传统文明。”

　　玉龙凤

　　如果用一个符号来代表中华民族，那么一定是：龙！

　　如果用一种物质来代表中华文化，那便是玉。

　　红山文化重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C形碧玉龙，早已蜚声国内外。

　　而2024年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又让一件玉猪龙走进人们的视野——长15.8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是红山文化百年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玉猪龙。

　　考古人员曾向媒体描述过它出土时的场景。站在遗址北部圆冢区域一处带有台阶状的墓道边上，考古人员用手指向下面一个竖穴土坑石棺墓。土坑很深，墓穴四周散落着大小不一的青色石块。“最大的玉猪龙就是在这个墓穴发现的。”

　　“龙”，中国人最亲切的身份认同，在辽西地区具有连贯的发展脉络。由红山文化时期往前追溯，赵宝沟文化时期的尊形器上有刻画的、颇有宏大气魄的“猪首灵”形象，兴隆洼文化时期有躯体用石块和陶片摆放的猪首龙。

　　有学者认为从这对猪首龙开始，就人为地规范了“龙”的构形理念，龙头和龙身都已经不再是单个动物，而是作为一个被抽象概括出来的艺术图案在人的观念中固定下来，并传承后世。

　　翁牛特旗博物馆墙上有一块“中华龙形的发展演变展板”，只见，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一脉相承，龙均被描绘为几种动物复合而成的神兽，这样的形态也与中华多民族大融合交相呼应。

　　翁牛特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黄玉龙，与碧玉龙同出一门，它通体黄绿色，像极了春天草木萌发时的生机勃勃；体态“极具流线造型，有势压雷霆之状”。邓聪先生认为黄玉龙特别是龙头部的制作意境高远，给人天马行空、才气横溢的感觉。

　　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神鸟类玉器占了很大比例。牛河梁遗址还发现了龙凤玉佩。两个高度神化的动物在一个长仅10厘米，宽不到8厘米的板状玉器上表现出来。龙凤都突出头部，简化身尾。而它们蜷曲的身尾特别短，对靠在一起。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思维、艺术手法的超前程度，而龙凤呈祥的文化理念也绵延至今。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发掘出土了环、璧、鸮、蚕等百余件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且集中发现于墓葬区与冢墙处。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红山玉文化中“唯玉为葬”的思想，对后世“尚玉”的思想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开辟了玉器礼的先河。

　　红山先民，那些自然宇宙的仰观俯察者，选择了“得天地之精”的玉石，精心雕琢打磨，同时将审美价值、思维观念等注入玉器之中，并赋予了玉器规范、礼制等浓厚的人文思想观念，奠定了中国玉文化接续发展的牢固根基。

　　叶舒宪在《红山文化玉器的神话信仰研究概要》一文中提到，“将红山文化玉器当作先于汉字而出现的宝贵的精神文化符号象征体系，是当代人努力依据考古发现新材料重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关键资料。”

　　汇与融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一件黑彩红陶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泥质红陶为胎，器表黑彩为饰。红色热烈奔放，黑色沉静肃穆。黑色粗壮的弧线重重叠叠从红色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潇洒飘荡。

　　红山文化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

　　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是吸纳了黄河流域彩陶因素，但又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说明红山文化是以继承本地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周邻先进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更为经典的是在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黑彩红陶筒形罐，红色陶体之上，绘制的黑色纹饰，有来自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红山文化本土的龙鳞纹。这是5000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

　　纹饰的汇聚已见交流之势，器物的流通则是更实在的证据。

　　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圜底釜，明显带有后岗一期文化特征，简直就像后岗人抱着他们的家伙什来到红山地区一样。

　　在河南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有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传入的原创彩陶。

　　在尧都平阳（即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斝、鬲、彩绘龙纹盘，以及彩绘、朱绘黑皮陶器都包含了红山文化因素。

　　交流的不只是陶器。

　　元宝山积石冢玉冠饰的发现在意料之外。这是红山文化第一件玉冠饰。从穿孔位置来说，玉冠饰应是缝缀在帽子上面。外形比较相似的玉冠饰，凌家滩遗址也曾有出土。再一次印证了史前时期的中华大地，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曾有学者推断，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都是交流的内容。

　　苏秉琦曾以车轴比喻中华文明之“中”。中国的“中”，不是一根蜡烛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车轴，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才体现“中”。

　　郭大顺先生曾指着红山文化南下和仰韶文化北上的交汇示意图说：“红山文化在强势时向无阻隔的东北邻区推进少，而以越燕山南下为重点，这是红山先人的历史使命感所为。”

　　不仅仅是红山先民，所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此后作为整体的华夏文明的构建。

　　满天星斗竞相闪耀的大地，区域间日趋深化的交流与互动为一体化的将来积蓄着力量。

　　“各地区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在《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中说。

　　续与传

　　文明的续脉从来不是封存在土层里的静物。它是活的，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手铲下苏醒，在一次次面向公众的讲述里延伸。

　　红山文化不是封闭在辽西地区里的孤岛，而是一条不断向外舒展的文明根系。这条根系在燕山南北延伸的脉络，如今在宣化博物馆的展厅里变得清晰可触。

　　筹备整整三个月的郑家沟红山文化专题展国庆开展，全部展品都来自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站在展柜前试讲的小志愿者陈汇远微微前倾身体，清脆的声音落在观众耳边：“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玉猪龙更像熊或者猪？”

　　这处202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把红山文化的存续下限推至距今4800年，也让它的分布范围从20万平方公里拓展到30余万平方公里。

　　在红山文化命名地赤峰市，红山文化正以各种方式走进普通人的日常。

　　10月27日，赤峰博物院的展厅里，松山区第二幼儿园的小观众们围在展柜前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玉猪龙。之后又在体验教室里捏起彩泥，模仿史前工匠的手法尝试线切割制玉，一双双沾着彩泥的小手，把“玉龙故里”四个字轻轻揉进了童年的记忆里。10月29日，红山区第十三小学的课堂上，红山文化博物馆骆玉梅馆长带着仿真玉器教具走上讲台，动画里的远古先民、掌心里温润的玉器，把五千年前的琢玉故事讲得鲜活可感。孩子们高高举起的小手，稳稳接住了从远古递来的文明火种。

　　红山文化不仅走出博物馆，更是融进了城市的日常肌理：赤峰街头的城市标识里，C形碧玉龙的灵动剪影随处可见；绿茵场上的赤峰队队徽，把红山龙纹和足球精神揉在一起，每一次出场都带着玉龙故里的底气。

　　红山文化的文化符号，还跨出了地域边界：华夏银行的标识以红山玉龙为核心原型，中国探月工程的标识里，也藏着和红山玉龙遥相呼应的婉转曲线。五千年前的古老图腾，如今既是抬头可见的生活印记，也顺着文脉延伸，成了连接日常、赛场与浩瀚星空的文化纽带。

　　这些从日常到星空的符号应用背后，是持续不断地考古发现、保护研究与传播推广。红山文化考古不断“上新”；红山文化遗址申遗的步伐扎实有力；印发实施《红山文化遗址系统性保护工作方案》；组建红山文化研究中心；红山文化博物馆里，每天有人走进“多元一体”展区；红山文化旅游节已经持续举办十九届，“玉龙故里”“龙乡赤峰”等文旅品牌深入人心……

　　这些努力，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红山文化所承载的“共识”，这份从文明源头走出来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力量，汇聚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浩荡气势，托举起民族复兴的壮阔明天！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外，均由肖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