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具有高度隐蔽性,其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从而使大量性质不明的跨境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形成巨大的资金“黑洞”。
去年,为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犯罪,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服务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公安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在全国继续部署开展了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安部将持续保持对地下钱庄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
一笔40万元汇款牵出亿元大案
贪腐、走私、贩毒、电信诈骗、经济犯罪、网络赌博……一直以来,这类违法犯罪的赃款转移出境,有的就是通过地下钱庄,这一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民间地下金融组织为多种犯罪资金的转移和洗白提供着“黑色支撑”。
近年来,地下钱庄的犯罪触角已经从闽粤、江浙、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延伸至新疆、青海、辽宁、黑龙江等全国大部分省市,犯罪领域涉及金融证券、外贸出口、房产建筑等各个产业,成为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隐性毒瘤”,严重干扰国家正常金融秩序运行。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历时一年多,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打掉地下钱庄8个,查处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企业15家,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人,已查实涉案流转资金达数千亿元。
“这一案件的侦破线索来自于我们几年前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境网络赌博案。”七台河市公安局打击地下钱庄专案组副组长张晓昕说。经过侦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农民李某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进入警方视线,这张卡曾有一笔40万元的汇款打入绥芬河市一家地下钱庄。李某是一位养殖貉子的农户,每年将500张貉子皮以每张500元的价格销售给当地的建龙皮革公司,收入在25万元。但这家皮革公司却每年打入李某账户2000余万元。循线追踪,警方发现李某的银行卡实际由建龙皮革公司控制,公司账户资金从2012年至2015年流转3亿元,除李某的账户外,还控制着其他十几个人的银行卡账户。“按照这个数额,这家公司每年要开几千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但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嫌疑,以此来骗取出口退税。”办案人员说,在调查该公司外汇账户发现,出口的1110万美金来自香港3家离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山东的梁某华和梁某锋。
专案组查明,梁某华在莫斯科经商期间,发现了地下钱庄兑换汇率低、速度快、手续简洁,满足了在境外经商人员的需求。此后,他和梁某锋在香港开设了10家离岸公司,在境内开设了200余个银行账户,买卖外汇赚取高额利润。
地下钱庄分3类
记者就地下钱庄类型、经营模式和如何打击地下钱庄等问题专访了公安部经侦局反洗钱部门负责人束剑平。他说,目前,国内的地下钱庄主要分为3类:跨境汇兑型、非法买卖外汇型、支付结算型。
跨境汇兑型地下钱庄:不法分子与境外人员相勾结,协助他人进行跨境汇款、转移资金活动,这一类型地下钱庄交易量非常大,运作更加专业,发现难,打击难度大。此类地下钱庄出现较早,又被称为“对敲型”地下钱庄,即资金在境内外实行单向循环,没有发生物理流动,通常以对账的形式来实现“两地平衡”。
非法买卖外汇型地下钱庄:不法分子在国内外汇黑市进行低买高卖,从中赚取汇率差价。此类钱庄俗称为“换汇黄牛”,规模相比并不大,现钞交易较多。
支付结算型地下钱庄:不法分子通过设立空壳公司,采取网银转账等方式协助他人将对公账户非法转到对私账户、套取现金等进行非法支付结算。此类犯罪手法隐蔽、快速、交易量大,迎合了一些人非法转移资金、套现等需要。
“洗白”违法犯罪资金
“地下钱庄存在最大的动力,来自灰色资金和犯罪资金的需求。”束剑平说,地下钱庄由于具有匿名和隐蔽的特点,很多犯罪资金是通过这条快速通道转移到了境外。
据悉,近年来,一些贪腐资金也通过地下钱庄转到境外,成为“洗钱工具”;另外,还为其他上游犯罪,如骗税、骗取政府出口奖励、骗汇、逃汇提供条件,成为帮凶。民警办案时发现,深圳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原副局长贾某利用职务便利,与诈骗团伙勾结,帮助涉案的周某洲快速完成出口退税审批,共同参与诈骗犯罪。“贾某将退税审批从一个月时间缩短至一周,让他在2010年到2015年间非法获利1500万元。”张晓昕说:“贾某为嫌犯再次骗税提供了便利。”
加大打击力度
“收取的手续费低、汇款时间快、汇款额上不封顶,此外,不会过问资金来源去向。”束剑平认为,地下钱庄与银行及其他一些合法机构相比,具有一定的诱惑性,尤其是对于一些资金来源有问题的人。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不法分子的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手法不断地变化更新,运作方式也越来越隐蔽。
束剑平表示,公安机关对地下钱庄采取了专项加常规并行的打击机制。同时,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通过合法、正规的金融渠道进行跨境汇款、汇兑等业务活动。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不但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和法律责任风险。(据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