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占彪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家境贫寒,因为他生在战乱年代,父亲给他起名“兵乱”。他刚满10岁,就给地主当了小长工,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1928年5月6日,著名的旬邑起义爆发,不满14岁的于占彪参加了起义,后来起义失败,于占彪迫于生计来到北潼关(今陕西省铜川市)同官煤矿当了矿工。1930年1月,陕北早期革命家刘志丹来到同官煤矿开展工人运动。16岁的于占彪积极参加煤矿罢工,由于年龄尚小,经过再三请求,刘志丹特别批准他加入红军陕甘南梁游击队,并给他起名“于占彪”,让他做了自己的警卫员,跟随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转战陕北地区。1931年,于占彪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于占彪担任了刘志丹的警卫排长。11月,他担任了红26军三团连长。
1934年至1935年,国民党集结重兵对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于占彪参加了三次反围剿战役,他作为一线的指挥员,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延安创造了条件。1936“西安事变”后,于占彪跟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往西安进行谈判,他负责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1938年4月,于占彪抗大毕业后,按照中共中央开辟绥蒙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奉调伊盟、河套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中共中央任命于占彪担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在团结蒙古上层人士共同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组建了包头中滩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八路军大青山联络支队”,打通了通往蒙古和共产国际的通道,荣获了共产国际颁发的奖章。12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与中共大青山特委会合并组建中共绥远省省委,于占彪任委员兼军事部副部长。
1939年5月,中共绥远省委改称中共绥远区委,于占彪担任委员兼军事部部长。1940年4月,山西雁北地区并入中共绥远区委,改称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于占彪担任区委委员兼武装部部长。1941年3月,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改称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于占彪担任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兼绥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6月,于占彪担任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9月,于占彪兼任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长兼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代团长。他在绥蒙地区工作期间与白如冰、姚喆等人共同坚持了绥蒙地区的抗日斗争,发展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表现突出,中共绥远省委推荐于占彪为中共七大代表。1945年,于占彪参加了中共七大后,经八路军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报请中央同意,将于占彪调往陕甘宁联防军关中保安纵队,担任二团团长,保卫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7月,蒋介石挑起内战。8月上旬,爷台山反击战打响,于占彪率领部队激战三天。9月底,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湫头发起猛攻。于占彪身先士卒,身负重伤,拇指断残。事后,于占彪因战伤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直到辞世时,胸部仍有一颗没有取出的子弹。1946年9月,八路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占彪担任了西北野战军警一旅关中分区西线指挥部司令员兼警二团团长,先后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陇东战役、神龙战役、扶眉战役。1947年11月,他奉调山西省岚县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担任学员三队队长。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习仲勋政委抽调于占彪回到延安。3月,他担任了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大荔军分区副司令员。4月,他积极策反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武纬,促成了武纬起义,渭南和平解放。5月,习仲勋签署命令,任命于占彪担任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渭南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
潼关解放后,一部分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兵窜入秦岭,一部分窜入华阴县,企他们想凭借天险,据守华山。为了全歼残敌,于占彪成立了渭南、大荔军分区联合司令部,一面指使华阴县长写信劝降,一面命令大荔军分区总队队长马华亭准备清剿。在书信劝降无效后,马华亭组建的侦察队在夜里攀上华山,控制了北峰,随后大部队进行搜山支援。于占彪亲自登上华山西峰劝降,敌人被迫全部投降,华阴全境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奇取华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看后,建议将片名改为《智取华山》。这部电影在维也纳第八届世界电影节获得二等自由战士奖,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赢得了荣誉。
1952年,于占彪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国家燃料工业部西北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兼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党委书记、局长。1958年,于占彪调任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他在国家体委主任贺龙领导下,参与了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会的筹备工作。1959年5月,于占彪奉调北京,担任国家地质部技术装备司党总支书记、副司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占彪受到迫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得到彻底平反,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于占彪离休,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98年11月18日,于占彪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