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那全名那顺巴雅尔，1938年生，原籍是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他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浓眉大眼，是个典型的蒙古汉子，而从穿戴到言语举止表现的文雅庄重，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我们相识在1968年，当时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的各大队接收了部分插队锻炼的大学生。插队锻炼的大学生，是拿国家工资，参加劳动锻炼两年后分配工作。老那就是其中之一，他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专业，插队在达布西勒图大队。

　　虽然仅仅是劳动锻炼，但老那是个干工作的人，下来不久就为所在大队的工作东奔西走。当时我从内蒙古蒙古文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工作，我去了以后不久就认识了他。

　　他到大队的第二年就帮着大队修建了大队办公室，房前还种了几棵树。当时，草原上有意识种树很难得。后来人们把这几棵树称为那顺巴雅尔的树。现在那片办公室已经被拆了，那几棵树也不知所踪。但我每次路过这里都忍不住想去看看原大队部的旧址。是去找记忆中的那几棵树呢？还是怀念植树人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1970年6月，这些插队锻炼的大学生陆续开始分配工作，老那最初是被分配到锡林郭勒日报社。也许是留恋这里的父老乡亲，他个人申请留在基层，留在查干淖尔公社革委会当秘书，后兼任公社后勤管理员。当时我是公社党委秘书，人们戏称我们俩是公社“两大秘书”。我们各自成家后，公社盖了一院三户的平房，我俩分别住在东头和西头，不管中间那户住的是谁，从此以后此院一直被称之为查干淖尔公社的“秘书大院”。

　　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两家都各自添了两个千金，依然住在秘书大院，成为老邻居，孩子们也一块儿玩耍长大，成为好朋友，直到现在。

　　1978年我俩同时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老那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我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老那依旧为公社的发展日夜操劳，为办好苗圃，他引进果树、种植蔬菜，还要发展乡镇企业，筹建奶牛基地……

　　到1979年冬，正在他日理万机地工作时身体感到不适，白天忙起来浑身没劲，到了晚上失眠睡不好。看着他日渐憔悴的脸，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出去检查治疗，但他以工作忙走不开为由，就在当地医院开些药吃了继续坚持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的春天老那去呼和浩特市参加全区先代会之际才到医院检查。

　　也许是太过辛劳，也许是天妒英才，老那不幸查出患食道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甚至不知癌为何物，偏偏是这么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年轻人患上如此凶险的疾病，大家都很震惊。当时组织上对他的治疗很重视，认为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立志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作出巨大贡献，难能可贵，特别批准直接转院到上海做了手术。

　　1980年公社改苏木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老那被选为副苏木长。当时他术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执意回到苏木继续抓工作。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至今还有人说起他当年忘我工作的事情。

　　1982年老那病情恶化，在呼和浩特市治疗了一段时间，他预感到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就找到内蒙古某医院，提出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做实验用，并签订了初步协议。但后来他被转到上海医院，最终在上海去世没能回来，他的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

　　到了上海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他病情恶化的具体情况，并同时跟我交代等他去世后如何处理后事。这些嘱托我一一照办，且至今记忆犹新。他希望让我亲自主持他的追悼会，包括写悼词，同时说明需要通知的人的名单在他笔记本上已列好，家里人会提供给我，希望我协助通知。我及时回了信，尽量安慰他，鼓励他配合医院治疗。

　　此后不久我就接到了老那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写道：“我已经不行了，赶快派人来处理我后事。来时把我儿子带来”。后听陪床去的同志说，电报是老那去世前几分钟写好留下的。这也是我俩的最后一次通信。

　　接到电报后，我马上派人带老那的儿子去上海处理他后事。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我召开了那顺巴雅尔同志的追悼会。老那的骨灰安葬在查干淖尔苏木昌图敖包东边的一个山坡下。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很有理想追求的基层干部，一个那么有才华的干事业者，就这样沉睡在他奋斗一生的热土里。文/苏德思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