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母亲常给我们讲的惊险一幕，故事主人翁那个3岁男孩就是我二哥。

　　我们弟兄4个，我是老三，上边有两个哥哥。二哥长我3岁，我俩上学时间相差3年。小时候，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干活，甚至打架。我还“恶人先告状”，让他吃过母亲的“棍棒之苦”。记得有一次，我俩去村外自留地里掰新鲜的玉米棒子，装了满满一小口袋往回背，路上不知谁先出的主意，两个人轮流背，一人背100步，另一个人数数，1、2、3……一直走到99步，然后另一人接着背，周而复始，一直走到家里，这些都是我们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二哥一直是我的榜样，也许是家境贫寒，我们从小就有个信念，通过好好读书来改变我们的命运。1965年，二哥考入内蒙古大学，我考上内蒙古蒙专，双双来到呼和浩特读书。那个年代，一个贫困家庭供两个孩子读书何其难。二哥特别爱学习，成绩很优秀，甚至是嗜书如命。我后来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1969年，母亲领我去科左后旗旗所在地甘旗卡我大舅家。大舅给母亲讲了一件事情。1962年，二哥考入甘旗卡高中，那时候大舅在旗公安中队工作。因为大舅孩子多，舅妈又没有工作，生活很拮据。二哥很懂事，一般不去大舅家，特别是吃饭的时候。二哥高二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破例去了大舅家，他走路打晃，脸色很不好，一问才得知他两天没有吃饭。原来是前几天书店来了一部《江格尔》，售价1元多，二哥爱不释手，用仅有的1元多钱，买了这本书，这可是他好几天的伙食费呀！接下来二哥只能饿肚子了。就这样挺了两天，第三天实在挺不住了，万般无奈下去了大舅家。大舅自豪地说：“就凭这个，我就看出我这外甥会有出息，果不其然，他考上了内蒙古大学！”

　　二哥是个很直率的人，说话直来直去，甚至不计后果。我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邂逅二哥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我对他很客气，可他却说：“你哥很傲！”看来，他俩有点故事。后来，我就和二哥提起这个事儿，二哥说那还是1965年刚上大学那年。一次，班里讨论订阅报刊的时候，二哥提出应该订一份《人民日报》。那位同学说，“不订，看不懂。”哥哥随即说了一句：“当了大学生竟然看不懂《人民日报》，那回家算啦！”这句话伤了人家自尊心，多年以后一直耿耿于怀。类似故事还有，前几年，二哥来呼和浩特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期间，几个同学在一起吃饭。饭桌上，二哥的学兄兼战友全福老师又讲了一个故事：在新疆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年轻战士们打篮球，场外有很多人观战。这时候，有个一起当兵的同学走过来，告诉大家晚上俱乐部演电影。有人问什么电影？那人回答：《沙家浜（bing）》。二哥又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亏你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呢！那个字念（bang），不念兵（bing）！”说得人家下不了台，直接跑到全福（他当时是队长）那儿告了一状。事后，我说，“二哥你这样做不好。”二哥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学会耍滑头了。话不投机，我可爱的二哥呀！他就是这么个人，秉性难改。

　　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二哥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了3年。完成学业，二哥又回到新疆部队，还没等转业，新疆师范大学三番五次地派人聘请他到该校任教。就这样，用二哥的话说“3个没想到”却成了现实：“一没想到当兵却当了兵；二没想到去新疆工作却去了新疆；三没想到当老师却当了老师”。而且在教师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65周岁所带的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才退休，桃李满天下。他除了教书育人，编写教材，还出版过个人文学评论集、诗歌集以及译著等。除担任新疆师范大学蒙古文系主任之外，他还兼任过新疆作协副主席、新疆诗词学会副会长等。

　　2009年10月，二哥的大女儿结婚，我与四弟巴拉吉，二嫂子弟弟额尔敦朝鲁结伴前去贺喜。婚礼很隆重，二哥的同事、朋友、学生以及社会名流应邀来参加，甚至有的不请自到。在州、县工作的学生甚至杀了羊，扛上整只羊送到乌鲁木齐二哥家里来。有些没接到邀请的学生事后得到消息，纷纷来电话表示“抗议”。二哥在新疆工作生活了近50年，自称是“半个新疆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为新疆卫拉特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给他总结了一条：“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有这条就够了。”他点头表示赞同。

　　文/岱  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