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据外媒报道，曾执导影片《末代皇帝》的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因癌症病发不治逝世，享年77岁。贝托鲁奇曾凭借《末代皇帝》横扫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斩获包括最佳影片等9项大奖，更为重要的是，他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和殿拍故事片的人，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

　　1941年3月16日，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1962年，他执导了个人第一部电影《死神》，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1969年，他与其他4名导演联合执导短片集《爱情与愤怒》获得了第19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1972年，贝托鲁奇凭借爱情片《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1987年，他因《末代皇帝》被中国观众熟知，并拿下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1996年，他执导的爱情片《偷香》获得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2011年，贝托鲁奇获得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贝托鲁奇曾在接受法国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末代皇帝》）了。”

　　陈冲：拍《末代皇帝》让导演很伤心

　　陈冲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了当年拍摄《末代皇帝》的幕后故事。在参演该片前，陈冲曾主演了电影《大班》，片中她饰演的角色有一些裸露镜头，这让当时还未经过太多外来文化冲击的国内观众一时接受不了“小花”的巨大改变，各种非议也给陈冲和她在上海的家人带来了压力。　所以后来在拍摄《末代皇帝》时，陈冲就很小心，“拍《末代皇帝》时正是在这件事情出来后不久，电影里有场戏，侍从帮我脱衣服，不小心衣服拉多了，镜头拍完了，我就很害怕，我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写保证说这个镜头不会用，如果不行，我拍一半就不拍了。然后导演因为这件事特别伤心，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女演员，其实他特别爱我、邬君梅跟尊龙。”

　　邬君梅：电话里拍板文绣一角

　　邬君梅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差点拒演了《末代皇帝》。因为从小性格就很耿直，所以邬君梅的妈妈一直希望女儿可以去国外上学，“她觉得我这个性格特别不适合在国内发展，太直太外向，出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正是在筹备出国这件事期间，邬君梅接到了电影《末代皇帝》的邀请，那时她刚刚申请到了一张去香港的旅游签证，她甚至拒绝了这次出演机会。“能申请下那个签证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末代皇帝》的导演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那么牛。我就是对很多事情都不太上心。”这反而让导演觉得邬君梅更适合“文绣”这个角色，有一股子倔劲儿。“我当时就是想去玩，多拍一部戏、少拍一部戏对我来说无所谓，也不为了赚钱，也不为了扬名，就是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的一个机会，可有可无，不拍也不可惜。”

　　“一切都是在电话里决定的，那个副导演人非常好，我至今都记得他叫王彪，是北影厂的。当时就是他跟我通电话，然后从北影厂的这栋楼跑到那栋楼，来来回回去跟导演（贝托鲁奇）交涉。他说现在有三个角色都很好，导演在纠结到底让你演哪个，我说不用纠结，我就演文绣。其实另外两个角色都比文绣好，但是我已经喜欢上她了。结果导演说，我怎么可能在电话里做决定，我说决定不了那我就不来了，所以那个电话一直打了2个多小时。最终导演在电话里拍板让我演文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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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托鲁奇与《末代皇帝》背后的故事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曾经说过自己：“由于没有学过导演理论，因而电影‘语法’的概念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鉴于我的思考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有语法的话，它也注定是要被违背的，因为电影语言就是因此而发展的。”

　　虽然没有经历过导演理论的系统熏陶，但贝托鲁奇天生擅长富有表现力的镜头运动，并且非常善于和摄影师共同捕捉光线的奥妙。在影片《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实现了风格和内容的完美融合。它是首部允许西方导演在古老的故宫内拍摄的影片，贝托鲁奇起初以为宏伟的皇宫跟制片厂搭的场景差不多，但当他在这个真实的外景地看到2500名作为临时演员的中国军人时，他甚至吓得躲进了拖车里靠大口喝烈性威士忌来“鼓励”自己，他曾恐慌地想着“我在干什么啊？我这是疯了吗？”

　　贝托鲁奇回忆起拍摄《末代皇帝》时，幼年溥仪拜见慈禧时的情景，“我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的水泥地面上搭建了这个场景。这是慈禧的房间，溥仪被父亲领到堂中鞠躬。实际上在紫禁城并不存在这种柱子上有各种龙和雕塑的房子。这是影片设计师的创造，整合了他在不同寺庙中找到的两三样东西。我想让这场戏具有奇幻感，我用广角镜拍摄，大概是12mm，布光花了不少时间，因为龙是盘绕在柱子上的。”

　　而在幼年溥仪登基后，有一个重要的表现主义镜头，贝托鲁奇的灵感这次来自于对家乡颜色情结的回忆。“门帘后面就是外面的世界，门帘是既保障光照又阻隔室外内容的唯一方式。因此摄影师把所有灯光都放在门外的院子里。黄色是太阳的颜色，所有的皇帝也都穿黄衣服。同样，黄色也是帝国的颜色，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帕尔马的颜色。那是种非常温暖，黄中带红的颜色。当我发现帝国之黄跟我的家乡很像时，我大为惊喜。”

　　尽管《末代皇帝》是截至目前唯一一部获准进入故宫太和殿拍摄的西方电影，但任何设备都不能触碰地面。在贝托鲁奇的授意下，斯托拉罗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从殿外打光。这也造就了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溥仪站在御座上向殿外望去，光线透过巨幅黄绸照亮了太和殿的“金砖”，溥仪跑出殿门，黄绸在他头顶扬起，他跳了一下没有摸到——皇权笼罩着他的一生，看似触手可及，但却一去不复返。

　　“慈禧死后，孩子被加冕为新皇帝。这是在紫禁城太和殿拍的。有关部门不希望我们在那里拍，因为建筑都是木质材料，很怕火。最终，我们得到许可可以使用斯坦尼康摄影机，只有一名摄影师操作。有关部门不希望我们把推车、摇臂或其他灯光带进去。我们在那儿只待了一会儿，这也是我们唯一一天在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内拍摄。其他的太和殿内景都是在摄影棚拍的。但如果我们那天没有去太和殿实拍，影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末代皇帝》在当时的投资达2500万美元，这还不算中方提供的难以估价的帮助，这部电影也令贝托鲁奇辉煌绽放，影片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9项奥斯卡大奖。（据《新京报》）

　　他一生都在用电影写诗

　　文/韩浩月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去世了，终年77岁。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这个名字被紧紧地与《末代皇帝》捆绑在一起。但除此之外，他还通过诸多作品去表达自己对情感、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观点。他的作品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文艺青年们。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名意大利导演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皇帝的故事，不但成为中国影迷心目中最有名的外国导演之一，还凭此获得了他电影生涯最辉煌的成绩——《末代皇帝》帮他在美、英、日、法、意等国家，夺得了包括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在内的诸多重要奖项。

　　贝托鲁奇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为何他能获取在紫禁城进行实景拍摄的权利。中国观众喜欢《末代皇帝》，是因为贝托鲁奇的西式表达与这个东方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影片开始时溥仪走进满洲里火车站卫生间割腕自杀，将双手浸在洗手池水里的画面，就注定了这是个真实、残忍同时又追求客观与平等表达的故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皇宫戏都没法解决视角上的现代性，尽管贝托鲁奇在32年前就做好了典范。

　　贝托鲁奇的父亲是诗人与电影评论家，受父亲影响，年轻的贝托鲁奇早早地便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在遇到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索多玛120天》导演）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编剧与导演生涯。

　　贝托鲁奇的一生都在用电影写诗，因为单纯的诗歌文字，容纳不了他那或压抑、或张狂、或沉闷、或痛苦的情感。与他的影片多拥有令人不安的主题相反的是，贝托鲁奇的作品在观赏性上拥有近乎神奇的吸引力。他镜头里的人物总是极致化的，他擅长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展开宏大的主旨叙事，他与故事之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然而却时时能让观众感受到他激情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