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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并非清帝“夏宫”

  清代西方传教士绘制的西洋楼建筑之——谐奇趣的铜版画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后经几位皇帝150余年的营造,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因为当时正是西方势力涌入中国的时候,因此,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读,这种误读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我们自己。

  在西方,“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说法流传最为广泛。这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莫里斯·亚当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其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

  西洋楼景区的确是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书中,误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该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

  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这本教科书中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

  事实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百分之二,它并不能等同于圆明园。而且,西洋楼景区虽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但其建造却是由中国工匠,而非耶稣会传教士完成的。

  当然,现在熟悉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除了西洋楼景区之外,圆明园的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中国的“样式雷家族”设计,并由中国工匠建造的。“样式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呼”。在200多年间,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计,如紫禁城、皇陵、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设计建造的。

  那么,西洋楼景区为何在西方人眼中就“等同于”圆明园呢?这和圆明园在西方的传播有密切关系。

  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京。为了向西洋人夸耀天朝大国的无所不有,乾隆皇帝决定建造西洋楼景观,工程设计和实施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人、传教士郎世宁负责,后来,又让法国神甫蒋友仁作为助手,协助郎世宁工作。这些传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设计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绍传播到西方,于是,逐渐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演变成为:圆明园是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劫掠后,与为数众多的中式建筑几乎焚烧殆尽不同,西洋楼景区的建筑因其主体为石材结构而幸免于难,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的景区。清末,一些西方学者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到西洋楼遗址游览,拍摄了不少照片。随着这些照片的广泛传播,使得西方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区。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中国人,在网络上,还有不少人把“西洋楼遗址”介绍为圆明园的标志。其实,在历史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筑。

  另一个误读最多的说法就是“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这种说法也始于西方人。欧洲人称圆明园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圆明园的英文名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宫)。

  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称圆明园为“老夏宫”、颐和园为“新夏宫”,书中写道:“圆明园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作为夏季行宫所修建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问题,1709年是康熙四十八年,实际上,圆明园作为皇四子胤禛的赐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修建的,它也并非是康熙皇帝的夏季行宫。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史景迁也称圆明园是“雄伟欧式夏宫”,甚至今天的一些中国人还有这种认识,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之类的话语。

  其实,自雍正皇帝开始到咸丰皇帝,他们在每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前后就从紫禁城移住到圆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返回紫禁城。圆明园建有供皇帝处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等,雍正、道光以及咸丰等皇帝一年四季有很长时间在圆明园居住理政,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除夏天到避暑山庄之外,其余时间也大都在圆明园居住,所以修建圆明园,根本原因并不是作为避暑的夏宫来使用的。圆明园虽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能就依此把圆明园称为夏宫。可见,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恰当。

  康熙皇帝为了避暑,先后在塞外建立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康熙、乾隆和嘉庆夏季往往去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在那里一边避暑一边理政。根据记载,康熙和乾隆皇帝大致在农历四五月去塞外,九十月回北京。如果说清帝有夏宫的话,那就是热河的避暑山庄。不过清代也不是每个皇帝都去那里避暑,道光之后,除去咸丰,其他皇帝均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避暑。咸丰皇帝倒是去过避暑山庄,不过他不是去避暑,而是去避难: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逃去的。(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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