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名机，以字行，被后代尊为“医圣”。

　　奇怪的是，在《三国志》中，竟未提及这位“医圣”。魏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本名熙，以字行）与张的弟子卫汎交好，遂重新整理《伤寒杂病论》，使它得以流传，但存世仅《伤寒论》，无《杂病论》（后来唐人发现一本旧医书，文风酷似张仲景，遂删伤寒部分，仅留杂病，即《金匮要略》）。

　　后代论张仲景，多从王叔和处来。可到了宋代，张仲景的履历突然变厚，成了“孝廉”，还当过“长沙太守”，并首次被确认为“医圣”。从宋代到清初，人们还算客气，同时称伊尹为“元圣”，唐代韦讯为“医中之圣”，秦越人为“亚圣”。此外，宋代的钱乙、金代的李杲、明代的薛已和王肯堂、清初的萧京……也都曾被称为“医圣”（据余新忠先生《医圣的层累造成》一文）。

　　虽然皇家从未承认，但“医圣”渐成张仲景专属。余新忠先生指出，这是宋代、明清和1930年后三次“造神”的结果。令人好奇：为何人们偏偏选中张仲景？

　　人生为疫情所改写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人。在《伤寒杂病论》开篇中，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有学者认为，此非原文，是王叔和添入。假如确是张仲景所写，则透露了两个信息：

　　首先，张仲景出身巨族，依东汉察举制，确有可能当过孝廉。据《抱朴子》：“汉之末年，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张仲景符合这一条件。

　　其次，受“建安大疫”影响，张仲景开始学医。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疫病高峰，分别在汉末魏晋、金元之交、明清之交，“建安大疫”是首次高峰的顶点。据《中国人口史》，公元157年，汉朝人口为5648万，到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只剩1500万。

　　每逢战乱，大量民众脱离政府控制、不再交税，人口统计陡然下降，未必都是病死，但建安七子中，徐幹、王粲、应玚、刘祯、陈琳均死于“建安大疫”。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那么，明明是瘟疫，为何张仲景却说是“伤寒”呢？一方面，东汉末年中原气温骤降，被认为是引发瘟疫的原因；另一方面，伤寒别名瘟疫，东晋陈延之在《经方小品》中写道：“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汉末三国时期，道团（道教前身）和佛教开始流行，黄巾军领袖张角亦自称“大医”。

　　“建安大疫”是什么病？

　　“建安大疫”究竟是什么病？争论颇多，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流感。因流传广、传染快，符合流感特征，但死亡率过高，非普通流感所能。

　　其二，鼠疫。据《金匮要略》，死者呈阴毒、阳毒症状，阴毒即浑身瘀青，阳毒即有红疹，很像鼠疫。

　　其实，直到明代，中国才有比较确切的鼠疫记载。只因“黑死病”（即鼠疫）曾重创欧洲，西方人便称它来自中国（此外有印度说、中亚说等，均证据不足）。意大利编年史家德米西称：1346年，蒙古大军为攻破黑海附近的城市卡法，用投石机将因鼠疫而死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空气被污染了，水被毒化了，瘟疫蔓延起来。千人之中仅有一人能够幸免”。

　　德米西写得绘声绘色，但卡法被围时，他远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20年后，才据传说编出这段“历史”。德米西从没回答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鼠疫给欧洲带来灭顶之灾，却对蒙古大军影响不大？难道东亚人抵抗力超强？

　　据测定，14%欧洲人有Delta 32基因突变，可抵抗鼠疫，该突变发生在700年前，只有2%的东亚人有这种基因。这说明：

　　其一，东亚人抵抗鼠疫能力更差。

　　其二，东亚历史上未出现超大范围的鼠疫疫情。

　　传播鼠疫能力最强的是黑鼠，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中国家鼠以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为主。北方少有黄胸鼠，褐家鼠则传病能力差，至于小家鼠，活动范围仅30米至50米。如果鼠疫来自中国，在传统交通条件下，几乎不可能传到欧洲。

　　可见，“建安大疫”并非鼠疫。

　　赤壁之战曹军败于瘟疫？

　　东汉末年瘟疫频发，可能与胡人大量进入中原有关。

　　汉代政策是，游牧民族只要不掠夺，即可入汉地定居，这为地方势力扩张提供了机遇。到东汉末年，几乎所有边镇太守都拥有胡人军队，这是割据的基础。

　　袁绍“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董卓则有西部羌胡兵；张绣、韩遂有氐羌兵；马超有“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曹操征服乌桓后，“悉徙其族居中国”；公孙瓒的部队中也有胡骑，刘备在他手下当别部司马时，统帅过乌丸杂胡骑；诸葛亮六出祁山，多与鲜卑轲比能联手。

　　游牧民族善畜牧，家畜可能将炭疽病、结核病、麻疹、血吸虫病、肝吸虫病、流感等传染给人，加上战乱等，给瘟疫流行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年的瘟疫多发生在北方，其中最离奇的是赤壁之战。

　　据西晋人虞溥所著《江表传》：“（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三国志·郭嘉传》则称：“太祖（曹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后来史家多认为，这是曹操为掩饰惨败而设的托词。但赤壁败后，曹军中仍有瘟疫，引人好奇：为什么曹军闹瘟疫，孙刘联军却没事？

　　很多学者提出，曹军遭遇的所谓瘟疫，应为血吸虫病。孙刘联军多南方人，抵抗力较强，曹军多北方人，受害更深。

　　当过长沙太守？

　　血吸虫病即“山风蛊”，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女尸中，便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一般认为，血吸虫病致曹军士兵大量死亡，而曹操仍取当时北方流行的处理方法——火葬，而非土葬。南方空气潮湿，木柴不易燃，大量尸体未及时处理，加重了疫情。

　　学者孙维旭指出：血吸虫病潜伏期为2周到3个月，多出现在夏秋季，而赤壁之战发生在冬季。且曹操南下后，接收大量荆州兵，他们也是南方人，为何没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

　　孙维旭认为，这可能恰好表明，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说”是成立的。

　　称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最早出自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此书已佚，经宋代范行准转抄，被视为信史。甘伯宗晚张仲景至少400年，此前王叔和、皇甫谧都没说张仲景当过官，宋代《太平御览》中也没提此事，可谓“孤证不立”。

　　长沙太守是要职，史籍记录8人曾任此职，即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张羡之子）、韩玄、廖立、濮阳逸、马俊。清代学者孙鼎宜称张羡即张机，但张羡死于建安六年（201）前，与张仲景不符。

　　学者马星雨等认为，汉代有“遥领制”，即不实际到任，仅享受相关待遇。

　　孙维旭则提出，身为南阳人，张仲景很可能在“火烧新野”后，随军南下。此时他已攻克了伤寒症，而冬季正是伤寒盛行时节，曹军损失惨重，而孙刘联军平安过关。因此大功，被刘备任为长沙太守，后刘备丢了荆州，张仲景自然也就离职了。

　　正史无载但传说很多

　　曾任长沙太守，又是名医，《三国志》为什么忽略张仲景呢？原因也不复杂，作者陈寿曾说：“（蜀国）又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国没史官，留下史料少。《三国志》对蜀国人物的记录都很简略，《关羽传》仅1200字，连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开国功臣的出生时间都没记载。

　　正史无载，但民间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却很多，只是不太可靠。比如说张仲景发明了饺子，是为预防冬天冻耳朵，又称“娇耳”。事实上，直到宋代，“饺”仍读如“决”，一般写作角子，这是根据形状来命名，与“娇耳”无关。将面和副食包裹在一起吃，是游牧民族食俗，三国时传入中原。

　　再如说名医华佗曾赞《伤寒杂病论》是“真活人书”，此说见于《三国志·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可见，华佗是说自己的书“可以活人”，但宋代孙奇认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华佗、张仲景平生无交集，被孙奇硬扯在一起。

　　在张仲景时代，医仍被视为方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巫术内容，比如“烧裈（kūn）散”，据说可以治伤寒。对此奇方，后人颇难解，只好硬解道：“裈裆味咸而腐秽，故能入少阴……药物虽陋，而用意至微，不因其陋而忽之，则升仲景之阶矣。”

　　一步步当上了“医圣”

　　虽然《伤寒杂病论》曾受巫术影响，但与《黄帝内经》偏重理论不同，它更重实证。张仲景提出11个对抗伤寒的方剂：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皆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北宋著名医家刘完素说：“（《伤寒杂病论》）使后之学者，有可依靠。”

　　张仲景开辟了中医史上全新的进路：不拘泥于理论推演，不纠缠于文献考证，一切以实证为准绳。这被称为中医的“实证派”，与坚守《黄帝内经》的“理念派”分途。

　　在实际诊病中，张仲景亦有创新。比如《黄帝内经》中诊脉，是诊全身各处，而张仲景重视少阳脉，在脚腕上，这启迪了后来医家，专按病人腕部诊脉。

　　宋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因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率最高时达20%，相当于1960年水平）。为应对陡然增长的医疗需求，只好推行“局方”，即不考虑患者具体情况，因病设方，只有《伤寒杂病论》能满足这一要求。

　　明清医家“神话”张仲景，则因明清之交，气候骤冷、战争频仍，进入又一个疫病高峰期，《伤寒杂病论》契合实用，故清代名医叶天士等对《黄帝内经》极为轻视，视张仲景为正道。

　　上世纪30年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则是因西医重实证，而张仲景亦重实证，是中西医结合的契机。

　　历史是公正的，虽《三国志》不载，但在现实的持续需要下，张仲景还是一步步走上“医圣”的宝座。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