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天字拾二号夜巡铜牌，俗称六体文夜巡牌，内蒙古科右中旗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是目前全世界发现的17块元代牌符中仅有的一块刻有六种文字的牌符，其重要性和特殊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从它身上，可以真切地品读到草原文化的特色，亦可以立体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空前广泛的民族大融合，以及由各民族团结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经济上的繁盛。

　　一块铜牌六种文字

　　六体文夜巡牌，圆形，铜质，窄素缘；通高16.3厘米，牌面直径11.3厘米，缘厚0.6厘米，重725克。

　　它双面铸纹饰及文字，由云气纹组成覆荷状牌顶，上部有一穿孔，内穿悬挂用的铁环；顶、牌相交的居中位置有楼阁纹样，内铸一梵文，两面的字、纹相同。正面以弦纹分为三区，外区为一周三阶如意云头纹，中区左右分别为乌金体藏文和汉字“天字拾二号夜巡牌”，内区为一楷书“元”字。背面以弦纹分为两区，外区为一周卷草纹，内区铸有三种文字，从左至右分别为古畏兀儿体蒙文、八思巴文和波斯文。

　　“这块六体文夜巡牌是1985年发现的，至今已有35年了。”科右中旗博物馆副馆长包雨冉说，“2015年之前，牌上一直被认为只有五种文字，后经文物专家再次考证，确认它有六种文字。根据2013年颁布的《馆藏文物登录规范》中玺印牌符类定名规范，这块夜巡牌已被正式命名为元代天字拾二号夜巡铜牌，以前俗称的五体文夜巡牌也应变更为六体文夜巡牌。”

　　1985年4月的一天下午，科右中旗杜尔基苏木乌兰化嘎查色音花艾里的村民色吉拉胡在村子以东1.5公里处的土丘中，发现了这块六体文夜巡牌。其后，它被收藏在科右中旗文物管理所，2009年至今被科右中旗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

　　六体文夜巡牌被文物部门征集面世后，当即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1994年，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文研究专家照那斯图撰写了《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兼论扬州等处发现的夜巡牌》，其后，历史学家蔡美彪等史学专家学者也纷纷著文，对此牌进行考释解读。

　　史学家的论证让我们知道，六体文夜巡牌上的蒙文、藏文、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均译为“夜巡牌”，与牌面的汉字“天字拾二号夜巡牌”对应，只是没有汉字编号。而牌顶上的梵文，之前普遍认为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八思巴字，上半部分是日月图形，2015年，经兴安盟博物馆副馆长尹建光考证，才正式认定它是梵文，音译为“嗡”，即佛教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的第一个字。

　　随着考古界和史学界专家学者考释研究的增多和深入，六体文夜巡牌开始频频走进民间，让万千老百姓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让世界各国从中检索到了元代多民族空前大融合所带来的团结和合与强大繁盛。

　　“它先后参加了1989年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全区文化普查成果展、1995年在乌兰浩特举办的‘五一’会址兴安盟出土文物展、2008年在香港举办的‘天马神骏——中国马的艺术和文化’展、2010年的世博会内蒙古馆展、2017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展等，其中2014年录制了国宝档案，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世界上产生轰动。”包雨冉说。

　　多民族和合的实证

　　史料记载，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蒙古民族接触到了契丹人、女真人以及中原汉人的多彩文化制度，于是，以文字牌符为信验的方法被接收，并通用于蒙古民族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方方面面。

　　“六体文夜巡牌上书写有6种文字，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牌符中使用文字最多的一块，其折射出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说，“其中正面居中的‘元’字，较其他文字要大，应有其特殊意义。此牌文字书写规范标准，铸造质量上乘，足以说明它是1271年元朝建元之际，最初颁行的样牌之一。”

　　受金代牌符制度启发，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下诏明确规定，牌符的编号，采用南北朝时期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进行编排，即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顺序来编号。

　　“根据排序的第一个字‘天’推断，六体文夜巡牌是建元之后颁发的第十二号圆牌。而‘元’字居中的文字排列，则又说明它应当是元朝正式建立国号之后，刻意铸造颁行的，非常具有代表性。”陈永志说，多种文字的使用与排列，“元”字的突出位置，既体现了元朝多民族聚集的历史状况，又突出了以元王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意识。

　　元代牌符种类多，用途广，影响大，有别于辽金时期，从而构成了蒙古民族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从形制分，可分为长牌和圆牌；从材质分，有金牌、银馏金牌、银牌、铜牌、铜质金字、铁质金字、铁质银字等。其中金牌为顶级牌符，为万户、千户或者皇族、钦差佩带使用；牌面装饰物带有虎头、狮头者为上，无饰物者次之。

　　“牌符象征着权力，是特殊身份、地位的标示，持牌者可以授命宣读皇帝的圣旨，代行皇帝的职权，同时还享有其他特权、待遇，并可以世袭，于是持牌者构成了元代社会较为特殊的特权阶层。”陈永志说。

　　元代牌符大致可分为身份牌、令牌和驿牌三种功用，六体文夜巡牌属于身份牌。元大都建成后，朝廷实行“两都巡幸制”，夜巡牌是专供元上都卫戍部队夜间使用佩戴的巡逻腰牌，上面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内容，以此证明身份；令牌是皇帝颁发圣旨或传达皇帝口谕及其他政令的牌子；驿牌即遣使用的牌子，是驿使的身份证明。

　　文化交融盛况迭出

　　史料记载，元朝的统一，给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和交往提供了有利环境。蒙古族等各族人民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汉族人也大量来到边疆，还有契丹、女真等族人早已进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杂居相处。与此同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批迁入中国，同蒙古族、汉族等民族共同生活，相互通婚，逐渐融合。

　　在元朝广大的疆域内，多民族的融合共生，使得民族差异逐渐缩小，汇聚成了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特色，民族融合空前加强。

　　六体文夜巡牌上所写的六种文字，可以说是元代民族大融合的侧面体现，卫队们需要保卫的这些地方，聚集着大量蒙古族、藏族、汉族以及从波斯等地而来的上层人物和各级官吏，为避免语言误会，减少麻烦，故铭刻多种民族文字以释任务。

　　元朝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使得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研究员乌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元朝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族、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在中华大地上还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回族。

　　“元朝这种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中西方文明成就也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盛况，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乌恩在文章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