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春秋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几百年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非凡的思想集中爆发，融古纳今、兼收并蓄的文化洪流奔涌向前，民族的历史在时间的洗礼和相互间的碰撞融合中慢慢走向成熟。

　　古老而又神奇的内蒙古大地，草原广袤，河流众多，大兴安岭、大青山与贺兰山横亘环绕东西。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既有中原王朝设置的郡县、建造的长城，又有北方游牧民族跃马扬鞭、逐水草而迁徙的行国遗痕。以中原农耕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和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

　　在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中，陈列着一件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极具中原特色的蟠螭纹与游牧文明意象胡人舞蹈纹融汇于一体，再运用代表农耕文明的先进青铜器铸造技艺、雕刻技艺，共同呈现在壶身之上，既是先民们对文化审美追求的体现，又是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因素融合与交流的见证。

　　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是迄今为止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胡人舞蹈纹青铜壶，它来自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尽管壶身历经岁月沧桑显现出斑驳的蓝绿色，但那遥远而又清晰的文明光芒，一直照耀到今天。

　　城彼朔方  碰撞融合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来自《诗经·小雅·出车》的句子，记录了中原政权对古代内蒙古地区的有效管理。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丁勇介绍，春秋战国时期，蒙古高原是我国北方各族从事畜牧、狩猎以及农业生产的场所，活动在今内蒙古境内的北方各族主要有林胡、楼烦、东胡和匈奴。此时，中原诸侯国中史称“战国七雄”中的燕、赵、秦三国由东到西与其相接。他们相互之间时有冲突，你来我往，争夺土地和人口。最终，这三国将其辖境扩展到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带，筑长城，置郡县。

　　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大幕就此拉开，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

　　随着冲突和纷争一并带到草原上来的，还有铸造青铜器的先进技艺、高超的雕刻工艺以及中原的文化，北方的游牧文明也南下流入中原，一些游牧文明意象便出现在了青铜器上。生活在祖国北疆的先民们对这些精致的青铜器爱不释手，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就这样出现了。

　　壶身静默，却非无声。壶身可以度量，文化韵味却无边。

　　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是国家一级文物，高26.3厘米，腹径16.5厘米。壶口稍外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饰两只对称的兽面铺首衔环耳，兽面的兽角向上弯曲呈英文字母C形，大大的眼睛凝视前方，鼻子镂空作钮，衔接大圆环。

　　青铜壶在中国古代是盛酒器，始见于商代中期，流行于西周至汉代，在《诗经·大雅·韩奕》中记载有“显父饯之，清酒百壶”。

　　此刻，壶中一滴酒也没有，却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的时代。往日的战马嘶鸣，早已无从寻觅；欢宴的热闹场景，也已隐匿不见，只有我们脚下的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是各民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互鉴融通  兼收并蓄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先秦史》中曾有如下论述：“纹饰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纹样的装饰变化不仅对研究审美观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

　　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器身通体装饰呈带状分布的浅浮雕，从头部向下有五条纹饰带，将器身等分，每两条纹饰带间装饰蟠螭纹。肩部纹饰带中图案为6位胡人舞者和蟠螭纹相间隔，虽然年代久远，但是身着胡服短袍的胡人依然面目清晰，舞蹈动作依然形象生动，具有独特的写实风格。

　　蟠螭纹是中国青铜器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与龙纹较为接近，具有典型的中原特色。蟠有互相缠绕重叠的意思，螭是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蟠屈。有的作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在青铜器表面组成繁密的图案。

　　“胡人舞蹈纹与抽象的蟠螭纹图案融汇于一体，共同雕刻于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之上，不仅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艺术审美，还反映了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因素的融合与交流。”丁勇说。

　　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器物那样，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安静地停留在了时间深处，默默记录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印记。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风起云涌中多元文化激烈碰撞，兼容并包，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互鉴融通，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五方之民  共有天下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思想迎来一次大发展，四大古文明在同一时期迎来思想的大爆发，伟大的思想家集中涌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思想命题和伦理原则，缔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与此同时，在亚洲东部的中国，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百家争鸣、群星璀璨。许多质朴而深邃的见解，逐渐生根发芽、蓬勃律动，他们站在中国思想的原点，成为后来者仰望的高山，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两千年。这些思想，如同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注入了长久的自信与从容。

　　上世纪70年代，舞人与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子乡前得胜村，它圆润温和的身型正是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思想的体现。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位于内蒙古南部，东邻丰镇市，西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赛罕区相接，南与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右玉县相望，北与卓资县交界。“此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中原华夏农耕民族与新兴的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碰撞期，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凉城县岱海地区东周墓群的研究发现存在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畜牧民族共生共存的现象。”丁勇告诉记者。

　　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碰撞交流融合，也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这种民族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了各族儿女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