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我国也早就总和生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峻挑战。”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开场发言直指当下问题。

　　老龄化趋势会从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为消费增长带来负面效应，进而制约内需扩大，影响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银发经济”的分会场率先发声。

　　与此同时，一组组数字，不仅反映出我国人口变化的特征，也印证着我国未来发展关于“人口那些事儿”的痛点。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已连续五年下跌。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至12.6%，0岁至15岁人口比重为17.8%，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预计“十四五”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一边是“不生”，一边是“老去”，这样的趋势能否扭转？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单列一章凸显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系列部署显示，未来我国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并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对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变化是慢变量、长变量，难以立竿见影，只能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知，借鉴他国经验，创新政策措施。

　　作为世界范围普遍现象，日本和欧美国家同样为“少子老龄”而“忧心忡忡”。以日本为例，不仅是“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

　　“自2005年达到顶峰后，日本人口便开始持续下降。”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说，为了鼓励生育，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给生育家庭减税、提供生育补贴、落实带薪产假等。

　　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吗？新的人口红利又该如何挖掘？

　　“机遇与挑战并存。”原新认为，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大，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 此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蔡昉认为，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但供需两端仍有潜力可以挖掘。

　　“十四五”，我国提出了人均预期寿命要再提高1岁的目标。

　　“长寿社会呼唤长寿经济。”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相比以往，新时代的老年人在素质、智力、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在医疗、保健、康养等多方面消费意愿强烈，“银发经济”市场空间巨大，老年消费未来潜力巨大。

　　“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养老要靠公共保障制度。”蔡昉说，当下我们应积极加强普惠性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从而赋予每个人享受“优雅”老去的权利。与此同时，养老金等物质基础的保障还能进一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使“银发经济”真正散发出无限生机。（据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