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我的角度出发，《三国》我应该说也不愿意说。不愿意说是因为说这个书累，说一个《三国》顶说十个《聊斋》的，顶二十个《杨家将》。因为说《三国》你不能信马由缰，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得研究，正史、野史、《三国志》怎么说的，《三国演义》怎么说的，民间传闻又怎么样？这还不算，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怎样？政治的角度上怎么分析……包括一些生疏的字你都得给解释清楚了。因为《三国》不是说故事，故事谁不知道，说“三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说闲白，为了说三国以外的东西，所以它就难了，这个东西考验的是演员的能力问题。所以，从费力气的角度出发，我不愿意说《三国》。

　　但是，我也应该说《三国》，因为小的时候，我是先学的评书。我7岁学的评书，9岁学的相声，上世纪80年代末又唱了5年的戏，我也就会这三样，别的全不行。所以，我是很爱说书的。

　　而且现在这个行业其实是很不景气的——说相声的真真假假，全国你还能找出几千上万个。可说书，你去找，真真假假搁一块，全国连5个、10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行不好干、人不好骗。这行难就难在这了。你说清朝末年老百姓听书，他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可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你在上面说，他下面拿手机一搜，就知道你在骗他。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不可能再好了，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么辉煌了，但是它永远不会完，因为说书卖的是演员的个人魅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愿意把我演绎的这种状态下的《三国》拿出来，让大伙听一听，《三国》到现在还能以这种方式存在，这也是件好事。

　　可是，《三国》应该怎么说呢？不可能纯是陈旧的东西，如果说我还保持着民国、清朝末年的那种说法，那是你自己离这个社会太远了。观众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你要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释、去分析、去评论三国。《老郭有新番》，新就得新在这儿。

　　至于观众，你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之后，他自己就过来了，这是手艺问题。我说史记我也能让你听，南北朝这个都可以说，你如果是个好厨子的话，给你点树叶你也能把它炒好。你如果没有这个手艺的话，山珍海味你也能把它做糊了。其实还是取决于说书人自身的能力。这里面包含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从艺的经历，包括他个人的世界观。

　　为什么说这行还是难干？过去来说，唱戏的人家叫老板，他商业味儿就足，唯独说书的都被称作先生，他意思就不一样。过去一个说书先生挣的钱，那是顶多少个说相声唱戏挣的钱，这个行业为什么能这么暴利？为什么不是人人都能干？就是因为大多数人干不了，天下事就是如此。这也是这门艺术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