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这时候了，还隐瞒行程？”这成了很多人对此事的共同反应。尽管当地官方还在进一步调查相关细节，但还是有必要重申，疫情发展到现在，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个人都该明白，不应再有瞒报的侥幸心理。

　　若一旦发生瞒报，不仅是对自身在防疫大背景下所扮演角色伦理的背离，也是对抗疫大局的破坏。自本轮疫情出现以来，类似情况偶有发生，如此前的“毛老太”隐瞒行程致扬州百余人感染等，这已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事实上，关键时期，就算是缓报行程，都可能间接为疫情传播扩散摁下“加速键”。“公开也是阻击疫情的‘疫苗’”，藏着掖着捂盖子，除了延宕快速截断疫情扩散链条的最佳时机外，别无益处。换句话说，瞒报就是给疫情扩散后果“加杠杆”，会反向“助攻”疫情由点到线再到面的传播。

　　以虞城为例，当地已有多个高、中风险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封闭，个体诊所一律关闭，这样的链式反应很难不催生“假如他们没瞒报行程”的问题出来。若如实报告，后面为之前过错“打补丁”的社会成本会不会小很多，这是当事人无法回避、理当直面的质疑。

　　需要注意的是，在全国防疫一盘棋的格局下，国家层面无论是对地方还是个人瞒报的“容错率”极低。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刑法，从而构成犯罪。根据司法解释，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疫情、灾情，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灾情加重的，属于“情节严重”。这不止对个体适用。

　　此前，我国能取得广受认可的抗疫成果，也跟积极、高效、公开、透明的防疫举措不无关系。在此语境下，出于侥幸心理的瞒报只能适得其反。特别是在防疫又进入关键时期的背景下，疫情防控须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容任何闪失，对一些跟“从严从紧从细从实”的要求反向而行的行为，必须零容忍。

　　说到底，在当前形势下，疫情防控不仅需要地方层面积极担当、主动作为，也需要每个个体将自己置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去考虑问题。不论是谁，都要把心思用在防疫而非瞒报上，毕竟，所有的瞒报之举，都只能是掩耳盗铃，不仅为防疫所不许，也为法纪所不容。（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