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十年代末，先生的哥哥读清华时去南京实习，顺路从无锡带来的两件紫砂。一个圆方的紫砂壶，小猪腿儿一样长出四只脚，壶身上，刻着峭拔俊逸的兰花。壶底倒是有一方镌刻的印款，我不大懂，也不知道做壶的是什么人；还有一个紫砂汽锅，饱满丰泽的荸荠型，微微拱起的锅盖上刻着写意的喜鹊登梅，两边凸出镂花的狮子提手。

　　公婆对这两样东西很是爱惜，对那个汽锅尤其赞赏有加：“用它炖豆腐，俩味儿的！”——因为这东西在北方不多见，也因为儿子一路山高水远、小心翼翼背回来的苦心。

　　后来哥哥英年早逝，这两件紫砂，就成了公婆心头上的两道疤，看一次疼一次，索性收起来束之高阁，一来免得睹物思人，二来也为妥善保存，留个久远的念想。

　　前几年国庆长假跟先生回老家，公公的心境，似乎有了一点垂

　　垂已老的况味。不停地想着家里还有什么好东西，说什么也要翻出来送给孙女。让他自己留着用，就会冒出一句“我几天儿就（要）死了，还留它干啥啊？”永远不变的和颜悦色，谈及的，却是人生最惆怅悲伤的话题。

　　婆家祖上，曾是推崇“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户，公公作为一个大少爷，年轻时，是过过几年好日子的。然而经了几十年的“雨打风吹去”，所有的家当都土崩瓦解散失殆尽，除去几架旧书，再没有什么值钱的细软。我猜想曾经锦马貂裘的公公，后半辈子虽然安贫乐道，可是到了想要给子孙留点什么的时候，到底有点怅然。于是那几架书，就成了他最拿得出手的宝贝。他领着孙女一架一架地让她挑，“看有什么用得上的，你拿走。”

　　我们临走的那一天，公公郑重其事地把那两件紫砂拿出来，无论如何让我带上“做个纪念”。“电视上说，那地方的紫砂泥已经绝迹，这东西现在不生产了，是文物。你好好留着，以后，传给可可。”

　　我先生在一旁不以为然，无奈地叹了口气：“唉，老爸老了，糊涂了。这东西，也当文物了。”

　　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怕他口无遮拦地接着往下说穿——老爷子九十多岁了，就让他觉得自己留给孙女的是两件文物，高高兴兴的，有什么不好呢？

　　只是又觉得既是“文物”，反而更不好意思染指。况且按中国人的传统，家里的宝贝一向传男不传女，这东西如果是个宝，也该传给孙子——一来名正言顺，二来，也是孩子他爸留下的一点儿念想。

　　公公说：“我给过他，他不要。再说，可可不是孙子吗？你哥这东西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愿意给可可，那就是可可的。”见我还在推脱迟疑，一向轻声慢语的公公，竟然难得地“武断”了一回：“这东西，你是带也得带，不带也得带啊。必须得带！”

　　我想了想，决定把这两件“传家宝”带走。除了纪念，我也愿意让孩子，沾沾伯父的灵气。

　　这两年因为小脑萎缩，公公的身体大不如前。有两回坐着坐着，竟直接从床上栽下来，额头和大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虽说因为身体底子好，没有心血管之类的基础病，但这么摔了两次下来，行动开始不便，渐渐便离不开人了。

　　我先生于是请了长假回去服侍，又用一些自学的中医知识调理按摩，“要不行了”的公公，奇迹般地又磕磕绊绊活了三年多。为人子女的，少时调皮顽劣，长大后为了求学和谋生又背井离乡，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能平心静气、日夜不离地守护在老父亲的身侧，看他一步步走完最后一程， 陪他说说以前来不及说过的家常

　　话，虽然心酸，到底也还是值得安慰的事情。

　　直到上个月末的一天，正在厨房里给公公磨豆浆的先生，忽然听婆婆喊“你爸好像不行了”，赶紧冲过去查看。就发现老人家真的是要走了，距离刚才回答他“要吃什么”的问题，也就十几分钟。没有挣扎，也没有声息，真的就像油枯灯尽一样，安详而自然地……结束了。

　　参加完他的葬礼回来，我脑子里总不时闪现出公公的音容笑貌。翻出他传给我们的那两件紫砂“文物”看看，心里挺复杂。

　　一个家族，无论怎样地殷实富足，物质上的传承，其实也有限。比如婆家，曾经的万贯家财，到我先生这一辈非但片羽不沾，反倒无端地为它吃过不少瓜落儿，受了不少委屈。唯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在“停课闹革命”的岁月里，母亲圈住他和哥哥，围着火炉读闲书，谁读得好，可以奖一块撒上辣椒盐的烤土豆片吃。暖暖的土豆香里，读书的乐趣，和“学进脑子里谁也拿不去”的道理，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慢慢根植于心，成为他们日后苦学、也乐学的动力。

　　看着公婆的子孙，个个学业优异，我时常生出这样的感叹：再丰厚的祖荫，也能在一夕之间更名易主；而一个家族崇学笃志、诚善立人的文化传承，却可以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成为真正的“不动产”。 文/阿  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