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同一部书，读者各有角度，实属正常。在笔者看来，与其纠结价值，毋宁还原至文学本身来理解“水浒”，亦即水浒人物的命运与处境。

　　《水浒传》虽写杀人放火、落草为寇的情节，但都发生在相关处境中，因此只有理解当时人物的状态，才能明白，暴力只是表现人物极端处境的一种文学手段。金圣叹说水浒故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便是此意。

　　作家押沙龙新作《读水浒：人性的十三种刻度》，正是还原人物处境的解读，他直言，“写到最后，这本书就成了一个宏大的人性博物馆”。由此，本书对人物的细致分析，自然值得玩味。

　　水浒最难评价之人，非宋江莫属。作者提到，宋代的官与吏，界限已经非常明显，“吏”缺乏上升通道，无法凭借能力升迁。宋江本是郓城押司，即便胸怀大志，也要另辟蹊径。所以，结交晁盖等人，是宋江唯一能够积攒的社会资源。甚至，宋江自己也未必清楚其价值何在，正如困于孤岛的人，总要尽量积攒物资。

　　在性格方面，作者认为宋江比较阴毒，“记怨不记恩”。比如他怒杀阎婆惜，最后唐牛儿顶罪，他全无搭救，任其刺配；而对待黄文炳，则一定要冒险报仇，灭门其全家。

　　同时，宋江对兄弟们“仗义”，不会计较施舍与帮助。宋江的人格魅力，抛除“及时雨”“呼保义”的名号，其实表现在豁达而贴心的交往。比如他初到江州就广施钱财，人人皆喜；再如武松，他和宋江二人同在柴进庄上居住，但武松并未感念柴大官人，而是与宋江交情至深。关键就是宋江给人感觉“有温度”——不仅一路送行武松，而且“兄弟长、兄弟短”，让武松体会到人际交往的情感，相比于柴进的“买单”，显然，宋江的温情攻势更得人心。

　　梁山好汉注重义气，这也是整部书的线索。然而，每个人物对“义”的理解实则不同，行为方式也迥然有别。

　　作者评价武松说，他不热衷行侠仗义，并不在乎与其无关之人的境况。武松自小由哥哥抚养长大，自然饱经炎凉，习惯于“丛林法则”。所以，武松对于陌生人死于面前，也不见得多看一眼，但如果是亲人、朋友，则豁出性命也要保护，这便是所谓“武松逻辑”。

　　武松的“暴力”，多不是侠义，而是维护伦理道德的极端行为。当然，我们并不宜要求草根出身的武都头具备兼济天下的品质。相反，武松虽自尊心强，却对官府很谦恭，比如武松对张都监给他看家护院的差事求之不得，初来孟州牢城营时，也对施家父子很客气。武松没背景、没人脉，仰仗的就是一身好武艺。古言“君子不器”，可到武松身上，终究摆脱不了给人当“工具”的命运——那种别无选择的苍凉，恐怕后世读者并不陌生。

　　相比之下，林冲和鲁智深成为武松的“镜像”。林冲遭受横逆之祸，可以说是全书最倒霉、最无辜的一个。在作者看来，林冲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轻轻松松过安稳日子，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岁月静好”，不重要的事情，能糊弄则糊弄。比如他看到高衙内的行径，气愤至极，但依然是呼喊大于行动，只是威吓，并不想真的杀人。

　　林冲便是如此，对一切事物并不执着，包括美德和仇恨。所以，所谓“窝囊”也大体来自于此。

　　鲁智深同样没有“执着”，但其本心并非置身事外，恰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善良。鲁智深做过很多“出格”的事情，但纵观全书，瑕不掩瑜，他的情节都有关素昧平生的弱者——金翠莲、刘太公女儿、瓦罐寺老僧，这些人他本不必帮，帮则是慈悲心和正义感的体现。所以，智真师父认为鲁智深可得正果，关键也在于他的“善”，这种善与生俱来，是其他“兄弟”不曾具备的。

　　当然，《读水浒》的妙处还有很多，对杨志、吴用、晁盖、李逵等人的分析也很精彩，有待读者进一步挖掘、讨论、思索。（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