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同一部书,读者各有角度,实属正常。在笔者看来,与其纠结价值,毋宁还原至文学本身来理解“水浒”,亦即水浒人物的命运与处境。
《水浒传》虽写杀人放火、落草为寇的情节,但都发生在相关处境中,因此只有理解当时人物的状态,才能明白,暴力只是表现人物极端处境的一种文学手段。金圣叹说水浒故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便是此意。
作家押沙龙新作《读水浒:人性的十三种刻度》,正是还原人物处境的解读,他直言,“写到最后,这本书就成了一个宏大的人性博物馆”。由此,本书对人物的细致分析,自然值得玩味。
水浒最难评价之人,非宋江莫属。作者提到,宋代的官与吏,界限已经非常明显,“吏”缺乏上升通道,无法凭借能力升迁。宋江本是郓城押司,即便胸怀大志,也要另辟蹊径。所以,结交晁盖等人,是宋江唯一能够积攒的社会资源。甚至,宋江自己也未必清楚其价值何在,正如困于孤岛的人,总要尽量积攒物资。
在性格方面,作者认为宋江比较阴毒,“记怨不记恩”。比如他怒杀阎婆惜,最后唐牛儿顶罪,他全无搭救,任其刺配;而对待黄文炳,则一定要冒险报仇,灭门其全家。
同时,宋江对兄弟们“仗义”,不会计较施舍与帮助。宋江的人格魅力,抛除“及时雨”“呼保义”的名号,其实表现在豁达而贴心的交往。比如他初到江州就广施钱财,人人皆喜;再如武松,他和宋江二人同在柴进庄上居住,但武松并未感念柴大官人,而是与宋江交情至深。关键就是宋江给人感觉“有温度”——不仅一路送行武松,而且“兄弟长、兄弟短”,让武松体会到人际交往的情感,相比于柴进的“买单”,显然,宋江的温情攻势更得人心。
梁山好汉注重义气,这也是整部书的线索。然而,每个人物对“义”的理解实则不同,行为方式也迥然有别。
作者评价武松说,他不热衷行侠仗义,并不在乎与其无关之人的境况。武松自小由哥哥抚养长大,自然饱经炎凉,习惯于“丛林法则”。所以,武松对于陌生人死于面前,也不见得多看一眼,但如果是亲人、朋友,则豁出性命也要保护,这便是所谓“武松逻辑”。
武松的“暴力”,多不是侠义,而是维护伦理道德的极端行为。当然,我们并不宜要求草根出身的武都头具备兼济天下的品质。相反,武松虽自尊心强,却对官府很谦恭,比如武松对张都监给他看家护院的差事求之不得,初来孟州牢城营时,也对施家父子很客气。武松没背景、没人脉,仰仗的就是一身好武艺。古言“君子不器”,可到武松身上,终究摆脱不了给人当“工具”的命运——那种别无选择的苍凉,恐怕后世读者并不陌生。
相比之下,林冲和鲁智深成为武松的“镜像”。林冲遭受横逆之祸,可以说是全书最倒霉、最无辜的一个。在作者看来,林冲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轻轻松松过安稳日子,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岁月静好”,不重要的事情,能糊弄则糊弄。比如他看到高衙内的行径,气愤至极,但依然是呼喊大于行动,只是威吓,并不想真的杀人。
林冲便是如此,对一切事物并不执着,包括美德和仇恨。所以,所谓“窝囊”也大体来自于此。
鲁智深同样没有“执着”,但其本心并非置身事外,恰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善良。鲁智深做过很多“出格”的事情,但纵观全书,瑕不掩瑜,他的情节都有关素昧平生的弱者——金翠莲、刘太公女儿、瓦罐寺老僧,这些人他本不必帮,帮则是慈悲心和正义感的体现。所以,智真师父认为鲁智深可得正果,关键也在于他的“善”,这种善与生俱来,是其他“兄弟”不曾具备的。
当然,《读水浒》的妙处还有很多,对杨志、吴用、晁盖、李逵等人的分析也很精彩,有待读者进一步挖掘、讨论、思索。(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