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儿童节,没有零食,没有礼物,更没有过节费;只是“六一”前一天,在校园里的泥土地上打开场子,把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搬出来,一个班挨一个班,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儿。联欢会开始了,圈儿里演,圈儿外看,有掌声,也有笑声,倒也够红火热闹。
桥靠小学有一台脚踏风琴,平常放在老师们批改作业的办公室,哪个班要上音乐课,就去几个力气大的男生,一起把琴抬到教室里,下课后还得再抬回办公室。每年六一儿童节前,脚踏风琴和音乐老师就比平常忙得厉害,因为不管是独唱、合唱,还是舞蹈,都得提前跟着音乐排练,要不到时就乱套了。
我那时候爱唱爱跳,胆子也大,参与欲也强,独唱、合唱、群舞、领舞,啥也落不下,有一年还自告奋勇,给低年级的小妹妹们编了个又唱又跳的节目。选的是《打靶归来》。每天放学回来吃了中午饭,就跑到二哥家的葡萄架下,边哼唱边设计动作,小我一岁的侄女海清是观众兼参谋。二哥路来路过也看两眼,我就编排的更起劲儿了。大概用了四五天,自己感觉像那么回事了,就开始利用每天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在学校教她们。
可跟我妈一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那时候,我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离儿童节还有好些天呢,我妈就早早从班里选了几个个头差不多的活泼女孩儿,利用自己从小唱戏的功底,开始教她们跳瓶子舞。每人得准备四个小药瓶子,就是过去打针用的那种装有白药粉、有个胶皮塞子的小瓶儿,我还去村里的诊疗所给要过几个。跳舞的时候,每个人一手握俩,边跳边让手里的两个瓶子相互碰撞,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响声。这个表演技术含量非常高,手一张一合,动作小了,瓶子不出声,动作大了,拿捏不好又有可能把瓶子甩出去或直接掉地上,所以,从编排到开联欢会演出,我妈那辛苦下的,有时怕耽误回家给我们做饭,还得把那几个小孩儿带到我家大院儿里,边做饭边教她们。当然,这个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
我的嗓子不赖,有一年六一在学校里唱了个独唱,老师们都说唱得好,就选我去参加郊区教育局组织的中小学文艺会演。我记得是在军区礼堂,第一次上大舞台,没敢太往前走,听见音乐响起跟着就唱:“一辆辆的那个胶轮大车呀上呀么上山坡……”结果唱完下了台,我妈说我离麦克风太远了,声音根本没被放出来,于是就真的没得上名次,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
图门是我同学,也是我们班的文艺骨干,可惜后来转到城里上学去了。但她转走的第二年的六一前,又被和她同住电影制片厂家属院儿的乌老师叫回来,教我们班女生跳《赞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感谢伟大的共产党……”图门居然挑我当领舞,可把我神气坏了。
过去表演节目,根本没有现在小孩儿们穿的那些漂亮公主裙呀亮片儿裙呀小礼服呀小黑皮鞋呀,男生基本白衬衣蓝裤子,女生顶多穿个或红或粉的的确良衬衣,下面配条裙子,自己没有的还得跟同学借,要是头上再有个小方巾一扎,那就洋气得不行了。当然也要化妆;涂两道夸张的黑眉毛,擦上发高烧一样的红脸蛋儿,咋看都像扭大秧歌的。
桥靠小学在村南头,东面一过汽路,就是内蒙古林学院(现农大东区)西墙,学校南面再往南,一过卖炭的炭场子,就是直属乌兰牧骑的所在。图门转学走后,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先生的妹妹从老家来到呼和浩特,就近入学跟我成了同学,这样,过六一时,我们班又多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再后来呢,我们毕业了,也就没资格过儿童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