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洪水猛兽的神力令人向往

　　古巴蜀文化对飞鸟的尊崇与巴蜀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用“其山萃嵂以嵳峩”来形容巴蜀地区的地理环境，简而言之，即是山高谷深，河密流激。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时期，恰逢全球气候处于比较温暖湿润时，巴蜀地区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极为容易滋生虎豹熊罴等大型动物，百兽杂处的环境自然也就威胁到了巴蜀先民的生存。

　　与此同时，四川盆地内部平原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每逢夏秋涨水季节来到，下游居民则惟避洪水，苦不堪言。在对抗洪水猛兽的同时，巴蜀先民发现每当洪水猛兽来袭之时，飞鸟则可以振动翅膀飞向高处，躲避灾难，这让身陷险境的巴蜀先民无不向往之。

　　在自然世界的秘密尚未被揭露的古巴蜀文化时期，人类就犹如襁褓婴儿，对未知事物只能归咎于超自然力量。飞鸟在躲避洪水猛兽时的优异表现，令巴蜀先民向往的同时也心生敬意，他们将飞鸟视为神力的化身与自身的保护神，并企图通过尊崇飞鸟的形式来分享飞鸟的神力。

　　神话传说《精卫填海》中精卫死后化身为鸟，衔石填海，可为何偏偏是飞鸟呢？这是因为飞鸟能够有效躲避洪水的袭击，《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实质上暗含着先民心中飞鸟能够抗拒洪水的意蕴，这和巴蜀先民对待飞鸟的态度不谋而合。

　　借飞鸟温顺的性格来凝聚人心

　　巴蜀之地山高林深，百兽杂处，《山海经》中就颇有记载，《南山经》中就说：“基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浮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是食人”。尽管《山海经》中的记载多怪诞不经，但这些记载却反映出了当时巴蜀地区猛兽横行，人们深受其害，如果将《山海经》中的记载看成先民对这些猛兽的刻意丑化，那就更可以反映出彼时先民的生存状况。

　　与此相反的是，先民们对于飞鸟的描写却格外友好，《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说：“氐羌以鸾鸟（古人视鸾鸟为吉祥之鸟）”“有弇之山，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和诸多猛兽的描写比起来，飞鸟在先民的印象中明显更加温顺柔和，甚至是吉祥如意的化身。这或许是和飞鸟温顺的性格有关，它们并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甚至有时候还可以与人类为伴。

　　飞鸟所蕴含着的吉祥意蕴，让许多巴蜀先民奉为神灵，并将其作为部族的图腾，借此来凝聚人心，甚至不少的巴蜀先民直接让其祖先与飞鸟联系上。

　　广为流传的望帝化身为杜鹃鸟的传说即是最好的例子。望帝杜宇是巴蜀传说中的农业神，死后化身为杜鹃，每年春耕时分便会啼叫，巴蜀先民视之为“望帝魂也”，并向化身为杜鹃鸟的望帝祈祷，希望能有一个好收成。

　　除望帝之外，《蜀王本纪》中记载的蜀地三王蚕丛、柏灌、鱼凫都与飞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巴蜀先民对于飞鸟的尊崇进一步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传说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对于祖先的认同实质上也包含着对飞鸟崇拜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渗透到了巴蜀先民的文化基因中，并在三星堆遗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构成了巴蜀先民与天神沟通的媒介

　　古人借助神权来巩固自己在世间的统治，已是不用言说的常用手段。在巴蜀先民的心目中飞鸟具有极其神奇的力量，这使得先民在统驭民众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将飞鸟视为神权统治的象征。但是除却笔者已经谈到的以外，飞鸟之所以能够被视为神权统治的象征，其实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飞鸟能够振翅高飞，通往天际或者是高山之巅，而这些地方在古人的心目中被幻想成各种神秘力量的来源以及神仙的住所。飞鸟此举，无疑使得巴蜀先民将它们视为沟通天神之物，在三星堆一号坑曾经出土过几件金壳竹杖，上面镌刻着一组由“人头、鸟、鱼和羽箭”构成的图案，人头被置于最下方，而羽箭则贯穿鸟和鱼之间。无独有偶的是，在成都金沙遗址中也曾出土过一件金冠带，上面也镌刻着同样的图案。

　　有学者指出，“人头、鸟、鱼和羽箭”的图案实质上表达出了巴蜀先民对于太阳神的崇拜，同时也构成了巴蜀先民与天神沟通的媒介，这些金壳竹杖与金冠带都是巴蜀先民用来沟通天神之物。

　　不仅是金壳竹杖和金冠带上的飞鸟图案被视为巴蜀先民对于太阳神的崇拜，在三星堆出土的著名文物青铜神树也被视为巴蜀先民对于太阳神的尊崇，而飞鸟因素就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是对我国神话传说中扶桑树的还原，《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扶桑树乃是古代太阳的栖息之地，同时，古人又有“金乌负日”的说法：“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因此，金乌又被视为太阳的象征，在成都金沙遗址中就有一件四鸟绕日金饰，中间是十二道火焰的太阳，围绕着太阳的即是四只金乌。而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随处可见的飞鸟挂饰，毫无疑问即是象征着在扶桑树栖息的太阳。

　　总而言之，飞鸟在巴蜀先民心目中的多层神秘意蕴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巴蜀先民借以统驭万民的权力基础。在众多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坛、神殿中，飞鸟挂饰是最为常见的，飞鸟元素在被借以统驭万民的过程中，其尊贵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巴蜀先民对飞鸟的青睐实质上有多方面的原因，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历史记忆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亦有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巴蜀地区与中原文明文化交流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包含飞鸟元素的文物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一把解开关于古巴蜀地区文化基因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我们不难窥见已经远去先民们的心灵世界与社会生活。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