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妈妈合影

  前些年，我读过一本书，是蒙古国作家达·哈丹巴特尔写的。书名叫《写给妈妈的信》，真是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书。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动得眼泪打湿了书页。作者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没了父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由于家住乌兰巴托市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母亲照了很多合影照片。后来，母亲去世后，他每当思念母亲，就翻出过去的照片，回忆当时拍照片时的情景，一幕幕生动的故事就流淌了出来。一幅照片，就是一段故事，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以给母亲写信的方式回忆那段往事，终于写成了这部文字生动，感情真挚的书——《写给妈妈的信》。当时，我一边读这部书，一边非常羡慕他当时有条件和母亲拍合影照。

  这些年，社会发展瞬息万变，手机迅速普及，手机档次一个比一个好，可以拍照，无论大人小孩，谁都可以随时随地拍。拍个合影照，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

  无奈我生不逢时，我老家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库伦旗北部偏僻闭塞的乡下，离旗所在地100多华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旗所在地，进照相馆里照相，就我们家的条件来说简直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是客观原因。但是，也有主观原因。七十年代之后，我已经当了干部，虽然那时候个人购买照相机也是凤毛麟角，但是借台相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并且我领着母亲去过库伦，赤峰，大板等城镇，可怎么就没有进照相馆照张合影照呢？是因为妈妈拖着病体，我求医问药、东奔西跑，没有顾得上？纵然有一千个理由，现在看都不是理由。我一想起便悔恨不已。不过，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怎么说，我和妈妈在北京拍了一张合影照，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珍藏。

  那是1969年夏天，我毕业分配到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工作不久。有一天，我收到大哥从老家来的一封信。信中告诉我，母亲患病。我向单位请假，急匆匆回到库伦旗老家，才知道妈妈患妇科病流血不止，身体很虚弱。可是，由于乡下妇女观念上的封建，患了妇科病，藏着掖着，小病拖成了大病。再说，乡下医生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诊断不了。我就把母亲接到库伦旗医院做检查，诊断结果出来了，医生悄悄告诉我，你妈妈得的是不好的病，初步怀疑是子宫癌，赶紧去大医院吧。那个时候，天津“6·26”医疗队正在巴林右旗，医生中有很高明的专家、教授，考虑到可以就近治疗，我就把妈妈接到巴林右旗。经天津“6·26”医疗队董教授检查诊断，库伦旗医院的诊断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董教授告诉我，医疗队设备和技术条件有限，她建议我去北京日坛医院，那是全国顶级肿瘤专科医院。我二话不说，立即领着母亲到了北京。在日坛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宫颈癌晚期，需要住院进行化疗，但当时床位很紧张，需要排队等候。

  在等候病床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妈妈商量，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想领上她逛逛街，起码到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地方看看。但因为妈妈身体很虚弱，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最后，根据她的要求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在她心目中，天安门就代表了北京。并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合影，也算是完成了妈妈的夙愿。那么热的天，妈妈还穿着一身长袍。现在，我常常想，当时为什么不给妈妈买一身薄一点的夏装呢？也许是因为手头拮据的原因？妈妈住院需要一笔钱，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手头很紧。但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如果是个女孩子，想得细，肯定能考虑到这个事情。而男孩粗心大意，没有想到这些细节。我现在都不能原谅自己，我亏欠妈妈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和母亲的这张合影，是我俩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母亲从北京治病回来不到两年，还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张照片是我妈妈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我们兄弟姊妹6个人中，我也算是最幸运的一个，和妈妈合了个影，其他人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几个都将这张合影视为珍宝，珍藏在相册里或镶在相框里挂在墙上。文/岱 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