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里的英雄史诗 ◎孙仁歌

报告文学作为新闻文体中的“一枝带露的鲜花”，发挥着“重武器”的作用。尽管报告文学较之于纯新闻文体诸如消息、通讯和特写等多了一层文学性和评论性色彩，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本质决定了其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地位。它往往以激锐的响箭与神圣的忧思之姿进入普遍领域，与时俱进，直面现实，总是一往情深地追逐时代的浪头和脚步，感应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赢得了广泛回响。

在各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中，那些充满正能量、抒写时代英雄形象的“史诗级”恢弘篇章，不仅深深地刻入了新闻史，而且深深地刻入了文学史。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60年代中期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70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正是具有这种品质的报告文学，其激情燃烧的时代精神或催人泪下的英雄形象注入了几代人的血脉之中，为那些个需要英雄的时代赢得了多少宝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共和国永远都不能忘怀的深刻记忆！可以说，这样的报告文学对于改善社会秩序，改善社会文化结构中局部或阶段性的“贫血”乃至“缺钙”症状，都是大有补益的。可以说，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报告文学题材，哪里可能就会多出来一片绿洲或一片蔚蓝的天。

当然，这样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出现，首先在于新闻工作者或报告文学作家要具备善于发现时代英雄的能力——英雄不出，又何来英雄的报告文学？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或报告文学作家要深入生活，接触现实，及时地发现英雄，讴歌英雄，把英雄引入大众群体的视野，使之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才不辱时代的使命。当然，报告文学之所以被誉为“一枝带露的鲜花”，就在于报告文学也像其他新闻文体一样讲究时效性和紧迫性，“鲜花含露”正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倘若涌入作者笔下的是“一只明日黄花”，自然也就失去了光泽和鲜艳。

自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在舆论场中不断激起正面的轰动效应，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报告文学这种直接与文学接轨的新闻文体无疑大有作为，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必将一如既往地充当时代的激锐号角和先锋喉舌，以英雄直面英雄的精神击鼓呐喊，挥笔长书，营造更多的和谐因素及其和谐空间，这可能是其他新闻文体所不能等量齐观的优势之处。多少人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正当中国老女排的拼搏精神在中国大地氤氲开来的时候，《体育报》记者鲁光采写的一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面世，非常及时地为老女排姑娘们的拼搏历程作了一个十分完美的注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英雄是不能神化的，老女排作为食人间烟火的皮出肉长的一个群体，在她们拼搏的历程中既有为国争光的动力因素支撑，也有人之常有的喜怒哀乐乃至酸甜苦辣，有种种人际关系的摩擦，以及个人情感的流露。报告文学《中国姑娘》正是本着这种人性化的创作原则，还原了老女排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群体形象。所以，《中国姑娘》一经发表，便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时间颇有“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从此，中国老女排的拼搏精神在读者的心里就不再是“时代符号”式的英雄，而是“英雄流血也流泪”式的可亲可敬可学的英雄。这种新闻性与文学性并重的作品，显然更有效地把老女排的拼搏精神发扬光大，并深深注入了读者的心灵深处。可想而知，老女排的拼搏精神所激发所感召出来的各行各业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

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管我们的国家发展到哪个阶段，人都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人都是需要英雄的激励和鞭策的，有了英雄，又有优秀的报告文学及时地加以反映，英雄的魅力才能放射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华，发挥出更加强有力的激励效能。这，不正是报告文学这种“鲜花含露”的新闻文体的价值所在吗？

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在新闻舆论工作中都是不可替代的“先锋一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英雄群体的渴望就会愈加迫切，这就需要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或报告文学作家勇敢地深入生活、去积极地发现英雄，讴歌英雄。当然，我们反对那种因为偶然的心血来潮而去侍弄一些“浮光掠影”式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也出自英雄之手。可以说，能发现英雄并能热情讴歌英雄的人，其本身就是英雄，英雄讴歌英雄的报告文学，就是英雄的报告文学。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未来美好的时光里，优秀的报告文学定然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优秀的报告文学营造出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空间也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