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灵笔记

□艾平

此时，窗外的大雪群鸟般翩然，亦如钢刃般凛冽。书桌上有一杯热茶，可端茶的手已经冻僵，我就这样在呼伦贝尔久居。

我和好多时刻准备孔雀东南飞的呼伦贝尔人不一样。我曾经有过几次离开这片寒冷土地的机会，但都几经犹豫选择了留下。究其原因，除了自己心性懦弱，惧怕名利场中的你争我夺，就是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眷恋。这种眷恋不止于舌尖上的鲜美，不止于风景的辽阔，不止于空气的洁净，总之不是用“故乡情”三个字可以了得的。

呼伦贝尔天地浑然，流水不腐，大野芳菲，万物亘古。树木与花草，飞禽与走兽，也包括学会了使用文字和机器的人们，皆如吸吮母乳的孩子，无不依偎着这里原初的生态繁衍生息。这里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具有很深刻的启迪价值，让我懂得了人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主人。土地给了人和其他生灵相同的恩赐，大自然让万类生命以互补的方式构成生物链，从而庇护所有物种生生不息。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某个物种的消亡事实上意味着全部物种的消亡。在呼伦贝尔人的心中，大自然就是必须敬畏的长生天。逐水草而游牧者，岂能竭泽而渔？牧民不开垦原初的草地，猎民不扼杀怀孕的动物，这里良好的生态告诉了世界，什么是质朴而又先进的文明。

生我养我的呼伦贝尔是天人合一的地方。

近年来，我在草原和森林中行走，寻找那些远去的人，寻找那些远去了的故事，也寻找那些本该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动物。那远去了的人，能够站在天地之间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秘密；那些远去的故事，是万类生灵同生死共命运的诗篇；那些远去的动物需要我用文字为它们唤回往昔的家园。

我看见，一只高大的驼鹿在人类的豪情中，瞬间化为刀俎；我看见，一只戴着红领巾的小袍子，箭镞一般遁入林丛，回眸之际是惊恐万状的眼神；我看见，四只黑嘴松鸡在林地中引吭高歌，直到漫天的星星被朝霞淹没，也没呼唤来应得的爱情；我看见，一群黄羊从草原荒火里逃出，却无法越过高高的铁丝网，于是它们中的男儿，就把自己的身躯挂在铁丝网上，让怀孕的母黄羊踏着它们的脊背通过，只为保留下生命的种子；我看见一匹骏马，在暴风雨中岔开四蹄，用身躯保护摔倒的主人；我看见四只毛皮褴褛的丹顶鹤，绝望地伫立在大兴安岭的雪中，最终竟然起死回生，神话一般回到了它们位于俄罗斯兴安斯基的家园；我看见，额尔古纳河畔的一只红狐狸跟在护林人的后面，在雪地上留下战战兢兢的脚印……在这片土地上，有把最后一枚雁蛋孵化成雏鸟的母亲，有用马头琴呼唤喜鹊的阿妈，有用一壶白酒灌入驼鹿耳洞使之忘却恐惧的老猎人。有一位阿爸坐在马鞍上挥舞着手里的套马杆，那样子就像神仙下凡，八百匹马的马群，立刻红云一般在草原上飘起；一位老牧人每当夏天都要到高山上仰望苍天，为的是看看他年轻时遇到的那只鹰……我也曾一次次问自己，你所作的表达，可有三五知音？在钢铁水泥肆虐的年代，还有多少心灵眷恋诗意的滋养？一本不肯俯就的小书出版了，是不是会为自己带来又一轮的孤独？明知仅仅是巨鸟翅上可有可无的一根小羽毛，也充溢着直上九霄的激情，明知不过为茫茫草原的一株无名草，也满心一碧千里的梦想，这，或许就是我的文学。

我竟这般乐此不疲，在故乡的土地上经年累月地游走。我的日子常常怅然若失，也常常渐入佳境。但是我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这片绿色净土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很多人就在我的身旁，是那些身上沾满泥土的自然之子，是那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有识之士，让我感到希望，我便不会在世事的跌宕中改变初心。

曾经的训练让我认为，人物理应是文学的主人公，即使你举万事于笔端，也还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动物们来了，悄然成了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形象。这是我在写草原人和森林人时的意外收获，却有力地冲击了我的文学观念。或许在我们的写作中，人和自然的位置有点不那么恰当，人已然成了大千世界的中心。难道森林、荒野、星空、百草以及走兽飞禽，只是我们身边的陪衬吗？难道它们不曾影响乃至改变了我们吗？难道它们没有自身的领土诉求和文明习性吗？难道它们没有温情和诗意的内心活动吗？从1983年阅读齐奥诺的《人世之歌》到现在，我一直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文学可能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对世界的发现还远远不够。然而，由于草原生灵的奥秘博大精深，我只能用个人的眼光记录它们的踪影，并以一个呼伦贝尔人的情怀尊重着它们。

我觉得一个散文家，面对不同的素材，要拥有不同的表达技术，散文的写作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便做了一些小小的试验，所以我的散文表达方式常常是大相径庭的。我试图留下那些草原动物的形象，并记忆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高贵的精神品格，希望它们既有故事也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