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文学也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坛，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张贤亮等一大批作家，以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满怀仁爱关切的济世情怀，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精品力作，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中国文坛的一段“新时期文学”。

　　著名作家冯骥才的随笔集《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是一本非虚构的写实作品，书中，冯骥才以翔实的资料，回顾了自己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之路，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并展示了那个时期作家与读者之间特殊的交往关系。作者写道：“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读者的鼓励常常让作家文思泉涌，那时，他一边手夹香烟，一边忘情地投入到写作中，写至忘情处，常常把烟蒂就势在桌面上摁灭……而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馈，作家更是把门前的收报箱特意换了个大箱，开箱时还得拿个篮子才行，不然箱子一打开，全箱的信就会散落一地……这种真诚而幽默的讲述，充分彰显出冯骥才关注现实、为人民而歌的文学创作观，也从一个侧面，让大众对“新时期文学”的盛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书还是追缅同道中人，回忆与一些文学大咖神交的一本感想录。这些大咖既有早已故去的冰心、张贤亮、陆文夫，也有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常青树”王蒙等人。无论是记事还是忆人，行云流水的文字，处处洋溢着作者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感喟。如写与张贤亮之间的交往这章，不徐不缓的追叙就写得妙趣横生。有一年，作家与张贤亮一起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写作活动，只剩一个月回国时，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国内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读者盛赞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但文学评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作者怕张贤亮回国后挨批，于是打电话给王蒙探听讯息，王蒙风趣地说：“告诉贤亮这家伙，愈批愈火，这下子他的小说畅销了，有大批稿费等着他回来领呢！”此事最后以巴金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才波澜不惊地到此为止。一波三折的故事，既透出作者与张贤亮等人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也可以从中一窥“新时期文学”理性、宽容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开放和包容，无论是对身处其间的创作者，还是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界，都有了更大更广的施展空间。

　　书中，冯骥才还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放下挚爱的文学创作，而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1979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他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新时期文学”的历练和陶冶，赋予了作家一种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让他热情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本书记录的虽是文坛琐事，但处处考量的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世道人心，而小中见大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