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工作。不久，成了家，有了孩子。听说我有了儿子，远在老家的我母亲，不顾自己有病在身，非要来看看。大哥经不住她每天“磨”，就陪着母亲千里迢迢，一路辛苦，来到我家，小住数日。
当时，我岳母在我们家照看孩子。两位亲家母一个熬上奶茶，一个沏上酽酽的红茶，陈谷子烂芝麻地唠家常，有说不完的话，也不免扯到孩子们小时候的故事，包括调皮捣蛋的事。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母亲说：“说曹操曹操到，就是他小时候调皮，没少挨我的打。每次打完，我还挺心疼。”干什么嘛，我都为人夫为人父了，还抖搂我小时候的“丑闻”，怪难为情的。我就搂住母亲的肩头，说：“那你现在再打我一下！”“快别介了。不但打不疼你，反而把自己的手打疼了。”母亲消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多少年之后，我有时想起母亲那句话，努力回忆小时候挨打的事情。当然，我母亲绝不是那种性情暴虐，整天没事以打孩子取乐的人。我家里人口多，母亲洗衣做饭，里里外外做不完的活，性子又急，看见我们不听话，惹她生气，没有时间讲那么多道理，或用柳条子、或用栓牛犊的皮绳“叮当”打两下拉倒，我们被打疼了顶多“咻咻”哭几声，用袖头擦吧擦吧眼泪，泪迹未干，回过头该干啥还干啥，把挨打的事忘在脑后。事后，母亲倒用手摩挲着孩子身上挨打留下的几道红印子，嘴里喃喃地说着“手重了”，心疼不已。
打和挨打，我现在分析起来，成因有三：我相信自己不是那种“上房揭瓦，人人喊打”的顽劣孩子，但毕竟是秃小子，自然比较调皮些；我大哥年长十来岁，早早辍学，帮大人下地干活，成了“小大人”，二哥在外地念书，是寄宿生，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弟弟妹妹还小。而我正是在母亲大人跟前“陪侍”左右，因此，得宠和挨打的“几率”相对多些罢了。
应该是我六七岁那年，我还没上学呢。秋高气爽的一天，母亲在家里忙着炒炒米。我一个人在当院玩了一会儿玩腻了。村里有供销社，在我家西边，也就三五百米远吧。供销社人来人往比较热闹，我鬼使神差去供销社看看。当我走到门口，正好看见销货员抱过一大抱纸箱子、草绳子之类扔到垃圾堆上返回去了。我像一只小狗一样忍不住去翻垃圾，突然我眼睛一亮，乖乖，一把钱！我把钱捡起来，也顾不上数钱（当时我还不会数钱呢），撒丫子就往家里跑，“妈妈，我捡到钱了，捡到钱了！”尖利的喊声传遍全村。当我跑到当院，正在炒炒米的母亲看见我手拿一把钱，眼睛立刻竖了起来，喊道：“哪儿来的？是不是偷了人家供销社的钱了？送回去！我要打断你的腿！”抄起柴火棍跑过来。“不是偷的，是捡到的！”我一边喊，一边往出跑，母亲在后边追，当跑到供销社大门口，正好那位销货员叔叔也迎面走出来，他一看这阵势，也猜出八九不离十，赶紧解释说：“大姐，你误会了，不是孩子偷的，是我忘了手里的钱，和垃圾一起扔在外面了！”说着，把我挡在身后。母亲知道了真相，突然想起来锅里还有正在炒的炒米，也顾不上说什么就往家里跑。销货员叔叔为我昭雪，还赏了我一把糖球。这次虽然没有挨着打，但母亲的“棍棒”，使我懂得不能“不劳而获”，不能贪图“不义之财”。
真正回忆起来的挨打也就三五次。有一次，我和小玩伴偷吃了家里供佛的“贡品”点心。这属于“大逆不道”，关乎信仰；另外两次是关乎民生，一次是偷吃了菜园子里还没有长大的黄瓜。更严重的一次是出去放家里的几头牛犊，贪玩儿把这个事给忘了，等发现的时候，牛群已从野外回来，牛犊正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吸吮着牛妈妈的奶。母亲没挤上牛奶，提溜着空奶桶回来。这两件事，前者属于“监守自盗”，后者为“玩忽职守”。以往，母亲打我的时候，我能跑就跑，实在跑不了则没办法。特别是后来这次，那个食物非常短缺的日子里，全家人一天的伙食“断档”，我知道自己错了，还真有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等着挨打，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栓牛犊皮绳的“滋味”。
更有趣的，还在后面。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每人一天四两原粮，是有名的“四两年份”。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炕桌吃饭，是菜粥，一人一碗，锅里所剩无几，母亲还没吃呢。一碗菜粥哪里吃得饱，我想再要一点。那时候，我是个只顾自己，还不懂得体谅别人的“傻瓜蛋”。母亲没有给我。我一气之下踢了一下炕桌的腿，桌边的一只碗正好掉在火盆的锅沿上，“当啷”一声，打烂。一只碗打就打了，事情还不算大，主要是碗里的半碗水扣在火盆里，“噗”的一声，满屋乌烟瘴气。往火盆里倒水，蒙古族人最忌讳，认为“不吉利”。我也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不出所料，只见母亲抄起火铲子，从火盆那边走过来。“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嗖！”我一个箭步从炕上跳下去，再从屋门射了出去。母亲也追了出来。我健步如飞，“噌噌……”，一下跑出好几十米，她哪能追得上？这么跑掉也就算了，那一刻，我又犯了个错误，我站在那里往回看了看，心里想，母亲如果消消气，脸色缓和下来，我就不再跑了。可母亲却误认为我在故意“气”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又追了好几百米，实在追不上，就回去了。那是个早春时节，春寒料峭，更是因为太阳落山了，还挺冷的。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单衣，光着脚丫子呢。
我坐在村北头一个小沙窝柳丛底下，浑身冻得直哆嗦，天也逐渐黑起来，周围一丛丛芨芨草，还有一棵棵小树，四周黑乎乎，风声鹤唳，真的有点害怕。正在这“危难”之际，远远地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爷爷。“大救星”来了，我一骨碌从树丛底下钻出来，跑向爷爷来的方向。尽管有爷爷的“保护”，我进屋还做贼心虚地瞅了我母亲一眼，母亲似乎安静了许多，甚至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个事就算风平浪静了。
再后来，我逐渐长大，逐渐懂事，再也没有惹母亲生气。也没有再挨打。蒙古语有句俗话，说：母亲的打，是“偏方”，能治好多病。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已作古。我多么希望那一幕再出现：我搂住母亲的肩头，说：“那你现在再打我一下！”“快别介了。不但打不疼你，反而把自己的手打疼了。”母亲说着，消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当年挨过母亲的打，如今却成了温馨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