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鄂尔多斯库布其穿沙公路是一条脱贫致富、凝聚民心的路，那么用50万字来描述愚公治沙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长歌》，就是讴歌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前进在小康大道上的豪迈长调。

　　韩雄亮曾是一位工作在内蒙古的新闻记者，他对于鄂尔多斯人近百年间与库布其沙漠长期纠结、抗争、改变的情景，特别的感受深刻。如今，在库布其沙漠因为几代人意志力量的坚守和巨大付出，很大地改变了往昔那种风沙肆虐，绿色稀少，环境严酷，荒凉贫困的状况，而代之以绿色广布、便捷的交通、肥美的草原和富裕的民族兄弟生活情形时，他终于情动于衷，与杨智凯联手，以新闻历史钩沉和现实的感受为基础，编著了这部带有报告文学特性的《大漠长歌》。

　　打开《大漠长歌》，作家首先从著名篮球运动员蒙克·巴特尔1984年顶着天昏地暗的沙尘暴、走出库布其沙漠的真实情形入笔，暴烈的风沙将巴特尔牵着的卧在地上的骆驼埋了半截，大风走过，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竟然难以起身……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库布其沙漠当年的凶险情景。然后，开始了对这块沙漠的自然形貌和社会历史曲折内容，给予了细密而又精简的梳理叙述。这些内容，使我们看到了人们同这块沙漠无法割断的久远联系和曾经的曲折经历，也非常深刻地让人们理解，即使如此严酷的沙漠环境，也依然是我们深厚惜恋的热土。尽管有过灾难垦荒，有过艰辛惆怅，有过怨恨别离，但是，库布其仍然像根一样同中华民族，同这里的人们生活生长在一起。这些看来精简的历史追溯文字，构成了这部作品生长存在的土壤，是在对根的回忆中的现实感受生发。

　　如今，库布其沙漠的巨大改变受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的肯定和关注，国际沙漠论坛也成了规定动作在这里举办，这里已经事实上如同教科书般变成了人与沙漠、与荒漠环境抗争和实现生态逆转的一个真实对象，以“示范样本”的方式给人们许多的启示和力量。

　　库布其沙漠的存在和对人们的困扰由来已久，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为害最烈。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在新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人们在新生活激情的催动下，产生了向沙漠抗争的自觉行为，像早年的闫四海、图布登喇嘛这样的植树模范、像苏栓雄、张栋等这样的基层干部、劳动模范等努力治沙人物，都曾经以自己的勇敢挑战沙漠而被作家尊敬和记忆。在以后，仍然出现了像奇治民、暴彦巴图等这样的冷静思考、长远谋划、积极寻求对策治理沙漠的老干部老党员。

　　大规模直接与沙漠展开抗争序幕，是从90年代初开始担任杭锦旗旗长、书记的李凤鸣、白玉岭等一批领军人物开始的。白玉岭当年亲自布局谋划深入沙漠，像威猛的将军，统帅和指挥全旗上下的各族群众，他拿自己的工资购买树苗、像壮工一样投入大漠带头植树，以“干他个天翻地覆”的大无畏精神，誓言开铺穿沙通道。书记和群众一起创新了沙漠喷灌、气流植树法，兴办化工企业，市场化运作，决定性地改变了库布其曾经的“恶名”，使绿色在这里延伸，让当地牧民实现了“挣票子”“脱帽子”，他们总结提供的治沙经验和他们创造的“穿沙精神”，都将具有丰富和深远的人类社会意义。而像在治沙过程中涌现的白玉岭、达木林、白富华这样的带头领军式的人物、还有王文彪、张喜旺等一大批大胆包沙、勇敢治沙、极具非凡意志力的人物都被载入治沙史册。韩雄亮和杨智凯也都出生在这里，家乡情怀、自觉担当驱使他们在多年的工作中细心收集、勤奋积累和对当事者的采访挖掘，把家乡人曾经的艰难曲折，表现出超人的智慧意志、勇敢无畏和无私牺牲精神，生动真实地再现给读者，让人不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像在治沙过程中，两年间磨破了6张铁锹、23副扁担筐、刨平34 座大沙丘的郝文元，像担任基层干部，多年追求绿色梦想，与风沙鏖战，曾推荐优秀牧民青年成了国家干部，可自己与7个子女扎根沙漠不放松的农民老党员苏栓雄（50年代初全国劳模）；还有如乌日更达赖、康满等等，他们的动人故事，作品还没有充分展开，可这些草根人物生动的细节、丰富的感情描述，足以使人感动。

　　《大漠长歌》中的民歌、民谣，富有当地民风，民俗特点，又很朴素且生动形象地表达着人们的环境生活，情爱感受，非常个性和精妙地表现了库布其当地人们的生活经历和乐观豁达的现实感受，既增强了作品的灵动格调，也让这部“长歌”带有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悠扬舒缓和豪放特色，十分有益。

　　《大漠长歌》在还原库布其沙漠狂怒不羁本性和真实记录其在当地人民的抗争驯服下，改变为绿色生长，新的重要战略资源地的漫长过程中，以“史志”式的书写，呈现了这里的历史改变和曾经的伟大群体精神，丰富情感，使作品与这块古老而又新生的土地，有了一个文学的记忆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