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蹄马》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事精雕细刻的状写描摹，只是抓住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弘吉剌草原上的风云变幻编织文本。眼前的草原平静优雅，背后却是列强们在中国地盘上的相互倾轧与血腥争夺，以及大清帝国的积贫积弱和软弱无能。内忧外患，致使弘吉剌草原日渐萧条，当政者试图通过变革，挽救部族，保卫家园。谁知，却恰恰为列强所用。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与淬炼，最终，革命成为弘吉剌草原的唯一选择。一片草原，连接着一方国际风云；一座王府，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关注的中心。弘吉剌草原为大势所裹挟，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作者天热知微见著，将一段很短暂却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不动声色地呈现在了受众面前。
就题材的发现而言，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而这部小说正是对极端“个案”的关照。由此，作品从选材开始，即具备了成功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天热在表达这一意图时，采取的书写形式十分隐晦。
作品中的人物，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军事目标亦大不相同。动荡不安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弘吉剌草原在十分困顿的条件下，倡导实业，兴办实体，组建、训练自己的武装。
然而造化弄人，弘吉剌草原的这些举措，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因而从一开始就被日方所觊觎，最终成为战争中日方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更大的悲剧在于，弘吉剌王府虽然对日本方面一直存有戒心，但在具体环节上却疏于防范，以至于事变突起时，不得不仓皇应对。直到这时，才对日本人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有了透彻的了解，但为时已晚。阴险凶恶的日本“友人”已经撕掉面具，调转了枪口。善良的弘吉剌人只得以牙还牙、喋血抗争。在强敌的逼迫下，最终汇入对外抗击列强、对内推翻清政府的洪流中。
所有这些作者并没有予以明确展示，而是从开篇之初即制造悬念，其直接承担者是一个又一个作为情节节点的小故事。之后，随着画面的逐步开阔，小悬念构成大悬念，小故事连成大故事，将整个文本从头到尾都封闭在一个扑朔迷离的“空间”里，不断地调动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只待全篇结束，方才豁然开朗。
在天热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性格鲜明。比如，川岛的阴险狡诈、深不可测；满都拉的稳健练达、坚定执着；藤村的奸猾乖张、引而不发；苏和的睿智刚毅、富有远见；美惠子的贤淑善良、含而不露等等，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行动得到展示，又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又一个矛盾冲突，走向命运的终点。行动即性格，由不同行动所决定的不同性格是人物的灵魂，也是一部作品，尤其是大部头作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天热深解其义，故而展示得非常自觉。但精彩之处不在于此，而是与此相关的种族与文化特征。即作家在揭示单个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为两个人物群体不同的性格特征打上了鲜明的种族与各自民族的文化印记，使其分别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性的集合概念。比如日本人狭隘的岛国意识，意欲侵吞世界的野心，以及由此决定的奸诈与凶狠；中国草原人民热爱家园、期盼民族振兴、对草原与生命的图腾崇拜、理解包容而又嫉恶如仇等等。以往，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曾看到过这种现象，但就其刻画的鲜明性、准确性与一致性而言，《蒙古铁蹄马》略胜一筹。认真研究这一表现形式，应当是文学美学范畴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天热的小说创作向来注重从生活中发现和选取素材，“生活化”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使得他的创作始终为现实主义所拥抱。在这一点上，比之他的中短篇小说，《蒙古铁蹄马》要表现得更充分一些，作品对某些场景的生活化展示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比如，对乌骓马青虎从李全身边逃离出来、半路上用蹄子脱掉笼头时，从失败到成功的书写，不到300字的篇幅，却将整个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当中，知与行的统一，动与静的契合，情与景的交融，在一系列具有确定意义的动词密切配合下，惟妙惟肖，恰到好处，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在《蒙古铁蹄马》中，这样的篇章并不是“稀有之物”。作家对生活的忠实与细致入微的观察，得到的是生活在自认为恰当的时段，给出的对作家丰厚的回报。生活也丰富了作家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艺术表现能力。与之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蒙古铁蹄马》的语言要丰富得多，厚重得多，具有很强的质感与吸附力。它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家忠实于生活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成败得失。
在《蒙古铁蹄马》中，天热由马切入，统摄全篇，凭借出色的驾驭能力，稳步向前。马，既在情节推进中承担着线索的作用，又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域文化符号；马，背负着一个故事及其深刻内涵不断前行，故事在马的跃动中持续延伸。这是作家精心谋划的独特的文本结构方式，也是《蒙古铁蹄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一设置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预期效果。作为全篇唯一的一条线索，蒙古铁蹄马应当被塑造成一个“灵物”、一个特殊的“文学形象”，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群体形象，可作品中的这方面尚有欠缺。从整体上看，分配给马的文字很少，全都分散、游离在其它文字当中，难以形成完整的故事链条或者集体形象概念，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