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丰子恺先生，我有一种感觉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晰，而且再静而细思，则进而意识到此间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简言之，即关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如若单看这样一句概说，人们所得到的反应是，这话题太大了，而且早已成为一个议论颇多的老话题了。没错，如此“反应”确是一个学界的事实。不过，我这里所说的“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不是因学理上的思考而引起讨论，完全是基于走近丰子恺先生的总体感受与体认。

　　我反复品味与分析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包括绘画、散文（随笔），同时探究其人生经历（包括艺术创作经历）与艺术理论、艺术教育方面的著述，获得的总体感觉与体认是：丰子恺先生的整个艺术生涯，都是在“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中倾心求索，而他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人生境界的艺术化。在我看来，像丰子恺先生这样既有丰富创作实绩，又有自成一家的理论主张，而且自始至终不失本色与执着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上是少有的。

　　朱光潜先生曾经讲过：“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同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品。”“这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善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应有的美点。”（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借用朱光潜先生的说法而言，首先丰子恺先生是“知道生活的人”，他的人生是具有“上品文章应有的美点”的。不过我在此先对这个说法稍做一点解释：所谓“上品文章”，是就“品位”而言的，绝不是一种“范本”或“模板”，更不是俗见中的“级别”之高大。借指人生，则关乎其品行修为与人格境界之高，而绝对不是因其身份、地位、荣誉等而论，更与尘俗中的“权力”毫无关系。所以，大英雄有大英雄的“品位”，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品位”；艺术家有艺术家“品位”，普通劳动者有普通劳动者的“品位”。总之，世界广大，人生多异，方方面面都会有“上品文章”可做，惟其如此，方有百花竟放，异彩纷呈的好境界，大境界。所以，我说丰子恺先生的人生境界堪称“上品”好文章，绝不是以“完美”的标准判断，而是以“应有的美点”而论。作为艺术家的丰子恺先生，其人生境界的艺术化，是尤为突出的“美点”。

　　像阅读与评价一篇文章，首先从整体而观一样，看一个人的人生，也当首重其“过一世生活”的整体；像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息息相关，一字一句之中皆可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一样，真正令人称道的人生，必然是具有人格境界的“完整性”，其中即令遭际坎坷挫折，终不能改其信念，夺其志趣，故而，大到进退取与，小至一言一行，皆与其整体的人格、品位相一致。朱光潜先生说：“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到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部是艺术的。”（朱光潜《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巴金先生说：“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巴金《怀念丰先生》）朱光潜与巴金二位先生皆从丰子恺先生的整体精神而观，并以用简笔概括之，角度略有不同，但对其人生品格境界的评价却是一致的。

　　人生境界艺术化，是丰子恺先生人生“文章”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形成，可以从其人生“文章”的字里行间——“言动笑貌”中见出，故而便有自然天成之感。下面，我们抄录丰子恺先生散文《闲居》中的一段话，看看他是如何从平淡的生活中得到快适的意趣，并进而生出艺术感兴与化境的。

　　在房间里很可以自由取乐；如果把房间当一幅画看的时候，其布置犹如画的“置陈”了。譬如书房，主人的座位是全局的主眼，犹之一幅画中的middle point（中心点）须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自书架、几、椅、藤床、火炉、壁饰，自鸣钟，以至痰盂、纸簏等，各以主眼为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点集中于主人的座位，犹之画中的附属物、背景，均须有护卫主物，显衬主物的作用。这样妥贴之后，人在里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适。这是谁都懂得，谁都可以自由取乐的事。虽然有的人不讲究自己的房间的布置，然走进一间布置很妥贴的房间，一定谁也觉得快适。这可见人人都会鉴赏，鉴赏就是被动的创作，故可说这是谁也懂得，谁也可以自由取乐的事。

　　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闲居的寂寞无聊，“在生活上都说是不幸的”，但在丰子恺先生的面前，则成为“在情趣上我觉得是最快适的了”呢？是因为他以艺术的眼光而视之，以艺术的心而悟之，以使平淡静寂的“闲居”有了趣味，且自然而然地生出艺术的化境。在自己的房间里“闲居”的丰子恺先生，有一次突生感兴，对墙壁上的自鸣钟“寻了一次开心”。他觉得自鸣钟“这张脸皮”（外壳装饰）“看惯了真讨厌得很”，于是便拿油画颜料把它涂成天蓝色，上面画几条杨柳枝，又在两只针尖头粘两只黑纸剪得飞燕。“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圆额的油画了。”如此“闲居”，可谓“闲”而自适，“适” 中生趣。走近丰子恺先生，体悟他的生活与创作，即知所谓“生活处处有艺术”确非虚言。

　　像一篇好文章特别讲究“修辞立其诚”一样，好的人生须是坦诚的、真挚的，特别是“艺术化”的人生境界，还应该是率真、纯净与不失个人本性的。一篇好文章一定是“至性深情”的表达，“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作假与伪饰。美学家克罗齐有言，“虚伪的表现”就是“丑”。“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在此，人生境界的妙处也在于此。一个人的真心本性是什么样的，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兴趣，便会有什么样的言语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生活，亦即本色的生活。朱光潜先生认为，“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丰子恺先生的人生境界艺术化，正是他待人待事至真至诚的本色的自然体现。他在其散文《湖畔夜饮》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一家酒楼前与郑振铎先生相遇。郑邀请他去吃西餐，他欣然同往。待餐后付账时，郑发现自己并未带钱，便问丰：“你身上有钱吗？”丰说“有！”摸出一张伍元钞票付了账。而后各自回家——郑在闸北，丰住江湾。过了一天，郑专门到江湾去看丰，并摸出一张拾元钱还丰。丰惊奇又好笑，说：“帐回过算了，何必还？更何必加倍还我呢？”他二人正推让之间，在旁的同事亦好友刘薰宇伸手把钞票拿去，当即约请七八个人在附近小酒馆去吃酒。因大家都开心，“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便全都烂醉。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率真而磊落的人那里便有了意味，有了情趣——简简单单，直截了当，但却令人读来感慨而称道！郑振铎先生是大学者、大作家，同去小酒馆的还有夏丏尊、方光焘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也都是磊落君子。

　　以上是丰子恺先生在《湖畔夜饮》一文中插入的“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的回忆。在该文结尾写到：“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郑振铎——引者注）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这收尾一句，写得轻松且不落俗套，体现出丰子恺先生平和中的幽默之趣，而且再次让人从中体会到他与郑振铎先生相互间的交友之诚。真所谓余味可品矣！

　　俗语讲：“唯大英雄能真本色。”若按照通常的“英雄”概念论，我以为此语未必适合丰子恺先生。但我深信他是“能真本色”的。即使在他的人生经历中遇到挫折与打击，其“本色”依然不变。例如他遭受到残酷迫害时，饱尝正常日月里未曾有过的“人生滋味”，可他依然在艺术中寻求人生趣味。如，他以“退一步海阔天空”自慰，常常与小儿子新枚相互通信，信中或评诗作对，或寄赠自己新创作的绘画，于自得其乐中守护一个真艺术家的本色。

　　丰子恺先生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丰子恺《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年近50岁的丰子恺先生能如此自我反思与剖析，可见其本心并未被尘俗所蒙，是敏锐的，自觉的；能把自己的“二重人格”毫不掩饰地袒露于世人面前，这本身即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气，难能而可贵。这“二重人格”在他心中“交战”，虽然感到无奈，甚至“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但是，他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突围”的方向也是明确的。“倾向”之所见，是他把成人的虚伪、冷酷、实利等影响人格方面的世俗之力视为“侵略”，而把坚守孩子的天真、热情、好奇、不通世故的本心，称作“抗战”。其“突围”的方向，便是托寓本心真情的艺术——包括人生境界艺术化及落笔成趣的艺术创作，当然也包括欣赏艺术与研究艺术在内。正如他在《艺术的效果》一文中所讲：“我们对着艺术品的时候，心中撤去传统习惯的拘束，而解严开放，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这种经验积得多了，我们便会酌取这种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就是在不能的范围内把人世当作艺术品看。”此可谓丰子恺先生深信人生境界可以艺术化的有感而发，或者至少是从其中一个角度而观的理想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