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从公元916年至1125年，契丹族不但统治着“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南部之白沟河），幅员万里”的疆域，和中原地区汉族建立的晋、汉、周以及北宋南北对峙200余年，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和艺术。

　　契丹族有着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源自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唐时与中原接触、往来频繁，故契丹族的文化和艺术既有着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本土特征，又明显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契丹立国之初，颇重绘画，他的统治者中，圣宗耶律隆诸、兴宗耶律宗真均擅绘画，兴宗耶律宗真并以御画《千角鹿图》作为与宋朝交好的礼品。辽的图绘之事也屡见于史籍。《辽史》本纪记载，太祖九年（公元915年）画君基太一神像，神册六年（公元921年）画《招谏图》，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之事于两廡”。这说明辽宫廷中有以画执役的人，大约即《陷辽记》中所说的上京“翰林”中的画家。《辽史·圣宗记》又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诏画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表明至迟在辽圣宗时，宫廷已仿宋制建内翰林院并设置图画待诏等职了。据此可知，和北宋近似，辽代画家也基本由民间画家、画院画家和士夫、贵族、官吏中的画家三类组成。

　　但辽代没有留下记述、评论绘画的著作，亡国时，宫室文物又遭到金人的严重破坏和掠夺，传世的卷轴画极少，有些可能尚混在宋画中有待辨识。目前我们只能靠极少数传世品和近年出土品并借助于墓室壁画、版画等作旁证，略知辽代绘画面貌，尚不能全面了解其成就和水平。

　　辽代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契丹族画家，如耶律倍、胡瓌、胡虔、耶律题子、萧瀜、高益等人。他们的创作有着与中原汉族绘画不同的面貌，边地特点突出，内容大多表现本民族水草放牧、游骑射猎及北方山水和草原的四季风光，绘画的形式、语言在适应本民族的审美需求，反映本民族的审美情趣的同时，又直接受到了唐、五代乃至宋代绘画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绘画特色。在这些画家中，尤以耶律倍、胡瓌和胡虔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二

　　耶律倍（899—936），又名突欲，汉名李赞华，辽早期著名画家。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自幼聪慧好学，被册立为皇太子，后又受封为东丹国王、人皇王。耶律倍深爱汉文化，少年时即劝父皇尊崇孔子，建立孔子庙。受皇命治理东丹国时，他改革朝仪、遵用唐典，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辽太祖对耶律倍十分器重。

　　耶律倍酷爱读书，个人藏书达万余卷。他对辽、汉文章都很擅长，且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尤其长于书画。《辽史·宗室传》说：他“善画本国人物，如射箭、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五代名画补遗》又称他“善画马之奇者”。北宋《宣和画谱》也记载了耶律倍擅画马及契丹贵族人物，说他把契丹贵族骑马射猎、牵狗放鹰的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并记载了他的15件作品：“双骑图一，猎骑图一，雪骑图一，番骑图六，人骑图二，千角鹿图一，吉首并驱骑图一，射骑图一，女真猎骑图一”。从这些描述和记载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大多描绘北方契丹或女真族的游牧和射猎生活，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深厚的民族感情。耶律倍画风写实，他以精湛的笔墨，真挚的感情认真描绘他所熟悉的生活场景、人物形象，包括服装服饰、马鞍具等，使作品体现出一种浓郁的民族情趣和美好、亲切的塞外风貌，被后人称为“反映社会生活的风俗画”。

　　耶律倍的绘画艺术，不但在契丹国名声赫赫，而且在后梁、后唐及至晋初的上层人物中也很受欢迎。《宣和画谱》记载的耶律倍作品15件，就是珍藏于御府之内，专供皇帝欣赏的。其中《千角鹿图》是辽兴宗耶律宗真于崇宁四年送宋徽宗赵佶的，并引起一般士大夫引经据典的考证，可见其作品影响之一斑。又据周密《志雅堂杂钞》所载，王介甫收藏有耶律倍的《番部行程图》，画幅后面的题跋，品评甚高，认为“所画绝妙”。《五代名画补遗》又说：“……商人曾得赞华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掣质之。”《遗山诗集·卷十四》有《东丹骑射诗》，是这样评价耶律倍作品的：“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这些都说明他的作品深为后世所喜爱。

　　今天，耶律倍的作品大多散失，只有《射骑图》和《射猎图》存世，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公元926年，辽太祖病逝。其次子耶律德光在皇太后支持下，登上皇帝宝座，身为皇太子的耶律倍只得让出皇位继承权。

　　耶律德光继位之后，对耶律倍处处监视，不断削减东丹国地盘。太宗五年（931年），郁郁不得志的耶律倍携夫人及数千卷图书，乘船从辽东渡海到胶东，投奔了后唐。唐明宗赐耶律倍姓李，名赞华，并封他一些虚职。

　　耶律倍奔唐之后，虽然受到礼遇，但心情一直不好，以绘画来排解忧愁。画面内容多以物寓情，愁苦不堪。

　　后唐末帝泰清三年（936年）晋军前来攻打后唐的首都洛阳，唐帝见大势已去，欲纵火自焚，并派杀手将耶律倍刺杀。耶律倍这位才华横溢的契丹族大画家，死时年38岁。

　　耶律倍死后，先被辽太宗追谥为“文武元皇王”。后来，耶律倍的儿子又乘辽太宗死后的混乱，一举夺回皇位，是为辽世宗。这时，才正式为耶律倍恢复名誉，追谥为“让国皇帝”。

　　胡瓌、胡虔父子，同为辽代著名画家，契丹族人，生卒年代不详。活动年代约为九世纪至十世纪，即从唐末到五代时期。

　　关于胡瓌，在北宋的著作中，如《五代名画补遗》《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中都有记载，说他是阴山以北乌素固部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呼伦池西南）人，或曾居范阳（今北京一带），故有一说为范阳人。刘道醇的《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说，胡瓌“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于精神。其于穹庐部族、帐幕旗饰，弓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在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故人至于今称之，予观瓌之画，凡握笔落墨，细入毫芒，而器度精神富而筋骨然，纤微精致，未有如瓌之比者也”。从这段生动的记述中，至少可以读出四方面的内容：第一，胡瓌不但善于画马，而且专门描写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尤善于表现水草放牧、驰逐射猎以及蒙古草原荒漠平远和冰天雪地的大自然景色。第二，胡瓌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强调丰富的画面内容，他认真刻画毡帐、旗帜、弓箭以及人马的装饰物品等，体现了“形容备尽”的功夫，形成了他的画面特色，正如《宣和画谱》所记：“铺叙巧密，近类繁冗。”第三，胡瓌的作品强调艺术的感染力，如“富于精神”“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器度精神富而筋骨然”。第四，胡瓌的画作，强调精细的表现手法。刘道醇说他“纤微精致”，达到了无人与他相比的程度。郭若虚说他“用笔清劲”，又说他“凡画驼、马、骔尾人衣毛毳，以狼毫缚笔，疏泻之，取其纤健也”。因而被誉为神巧绝代。对胡瓌的作品，除画史记述外，一些文人雅士也有很高的评价，宋朝著名的大学士梅尧臣曾观摩过胡瓌所画的《胡人下马图》，备加赞叹，题诗曰：“毡庐鼎列帐幕围，鼓角未吹惊塞鸿。”又云：“素纨六幅笔何巧，胡瓌妙画谁能通？”。

　　胡瓌的创作十分丰富，仅《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65件作品，内容有卓歇、牧马、骆驼、射骑、射雕、按鹰、毳幕、汲泉、出猎等，大部作品已散失，存世作品有《卓歇图》《回猎图》《还猎图》《番马图》等。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卓歇图》（附图）是胡瓌的传世名作，此画纵33厘米，横256厘米，画面表现契丹族可汗率领部下狩猎出行后歇息宴饮的情景，人声嘈杂的场面，马都未卸鞍，背上仍然驮着白天鹅之类的猎物。人物层次参差，有的在整理马鞍，有的在打呵欠，有的在相互对谈，有的因途径跋涉坐下来休息。作品情节生动，人物写实，笔法刚健质朴，把众多人物组织成互相关联的整体，毫无松散紊乱之感。人物的面容、服饰、发型均具契丹族特征，生活习俗和衣冠制度符合历史真实，可见是画家深入漠北体验所得。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名画集珍册》中收有胡瓌的《出猎图》及《回猎图》，画的也是这类题材。另外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对胡瓌的两幅作品《番骑图》和《报尘图》也可有个大概的了解。《番骑图》描绘了男女胡人出行，男者骑马，二妇人步行，用布遮住鼻子以下，头戴奇特之高帽，所描绘人物皆作畏寒瑟缩之状，神情极为生动。《报尘图》画的是边境有警，尘土四起，边防兵士望见尘土鞭马飞驰加报主师，以作准备的场面。

　　胡瓌非常熟悉和热爱北方草原的游牧生活，满怀激情地描绘了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情景，如骑、射、猎、归、宴、行、牧、帐、歇、乐、汲泉、盗、战等在他的作品中均得到充分表现。他以独特的题材内容、深刻的生活体验、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纤微精致”的艺术表达创作了众多艺术精品，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辽代契丹族最为著名的画家。

　　胡虔是胡瓌的儿子。在胡瓌的影响教育下，他的绘画艺术也像他父亲一样专门以描绘北方民族的游牧与狩猎生活为主，他继承了父亲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宣和画谱》说，胡虔“学父瓌画番马得誉。世以谓虔丹青之学有父风”。当时人们很难分出他们父子两人作品之真假。《宣和画谱》同时记载了他的作品44幅，有：“番部下程图八、番部下程图一，番部卓歇图五，番部启程图一，番族启程图三，番族卓歇图四，平远猎骑图一，番部盗马图一，番部牧放图三，射雕番骑图一，汲水番骑图一，射猎番族图一，牧放番族图一，番族按鹰图一，射雕图一，猎骑图二，番骑图四，番马图一，簇帐番部图一，番族猎骑图二，平远射猎七骑图一” 等等。

　　胡虔的作品气势雄浑、独具游牧人豪迈的气魄，后人对他的《雪猎图》是这样描述的：“北风飕飕大雪湿，越堑凌岗马蹄急。弓开满月不虚发，赤豹玄熊号且立。日暮两狼归挂鞍，燕支劝酒左右弹。一时快意良不恶，金刀割鲜行玉盘”（《清江诗集》卷四） 。

　　1000多年以后的今天，胡虔的作品只有一幅《汲水蕃部图》传世，原作外流，真赝待考。

　　胡瓌、胡虔父子的绘画主题都是他们最为熟悉的契丹民族的生活实景，因而作品真实自然，生动传神，在宋代即被誉为“神品”。契丹族培养的这两位以本民族生活内容为题材的父子画家，以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为中国古代绘画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这是值得后人重视与研究的。

　　三

　　有研究者把辽代契丹族绘画称之为“北方草原画派”，结论是否科学，能否成立尚需学界深入研究，但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在距今1000多年以前的辽代，“有众多的契丹族画家，如此强烈而持久地表现自己民族的风土人情，还是第一次。”

　　由于辽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社会生活状况，契丹族的绘画始终体现着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是他们所描绘的北国放牧、狩猎等题材，充满着浓厚的边地特色和草原情调。另一方面在绘画形式和技法上又有浓郁的汉文化味，他们基本继承了汉唐以来的绘画传统，这种传统自古以来是各族人民在融合中产生的。用线造型和平涂为基础的“随类赋彩”的方法，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东胡文化中也可看到。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源远流长的，自古以来为我国各族人民所知，汉唐的传统方法也为当时各族人民熟悉、热爱和欣赏。以耶律倍、胡瓌、胡虔等为代表的契丹族画家，他们熟悉北方草原生活，深刻体验过游牧狩猎生活，满怀激情地反映这种生活，他们那些充满北方独特风光和人文风俗的作品，无疑给古代中国画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或样式，对中国北方民族美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学界对北方民族美术研究的深入和今后的进一步发掘与发现，他们的绘画将愈来愈引起后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