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额济纳旗曾出土了一页纸制文书，写成于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距今已有700多年，考古工作者把这页文书从黑城遗址里面发掘出来以后，将其命名为《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

　　文书中写道：“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六月□，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赴朮伯大王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

　　这页文书是元代官吏用汉文书写而成，但是通读全文发现，其行文却不太符合汉语规范，是因为其中掺杂了蒙古语的表达习惯。

　　这种掺杂蒙古语表达习惯但却用汉文书写的文书，被学术界称作“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这正是元代汉文文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这页小小的文书残卷中涉及皇帝、驸马、太子、朮伯、晋王等多位元朝重要人物和重大的军事机密。

　　窝阔台汗之孙海都，掌管着窝阔台和贵由的封地，在元朝至元五年（1268年）的时候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因为反对元世祖忽必烈继承蒙古可汗的职位而发动战争。忽必烈先后派伯颜、玉昔帖木儿等主持西北军事，曾将海都势力驱逐至阿尔泰山以北。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在今天额济纳的黑城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并在亦集乃路开辟屯田，专门用来储备粮草以应对西北军事。

　　文书中提到的蛮子歹驸马，《元史》中写作“蛮子台”，是忽必烈的女儿囊加真公主的第三任驸马，弘吉剌部第六任万户，曾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北战场亲征海都。蛮子台袭封万户前驻防西北的首领正是后来继承皇位的元成宗铁穆耳，因此蛮子台与元成宗的关系密切，但这段历史并不见于《元史》。

　　朮伯，又写作“出伯”，原是察合台汗国海山的部下，后逃离察合台汗国，带领一万骑兵投奔忽必烈，被重用受命镇守元朝西北地区。

　　“大德”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因此文书中所说的“皇帝圣旨”指的就是元成宗所发出的圣旨。海山为成宗铁穆耳之侄，成宗即位后，受命出镇漠北，平息海都之乱。

　　海山作为西北前线的统军首领，其驻地应该在漠北前线。晋王甘麻剌在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哈剌和林古城），朮伯在河西。

　　文书主要内容为由于漠北发生战争，需要亦集乃路筹措和保障军粮供给。根据公文内容，元朝各路大军是按照成宗皇帝圣旨，即将在西北前线展开重要军事行动。驸马蛮子台、太子海山、朮伯、晋王等均派人到亦集乃路联络军粮调配和出兵后勤保障等工作。

　　此文书记载时间为大德四年（1300）七月。

　　据《元史》记载，这年八月，元朝军队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正是阔别列战役，元军大获全胜，海都在撤军途中病死，元朝彻底解除了西北军事危机。可见此文书所反映的粮草等军需物资的供应是专以为此次决战作准备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阔别列之战的胜利，使元朝彻底解决了西北的军事危机，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从文书后文中出现的官员和书吏姓名看，大部分都为汉人。亦集乃路屯垦也大部分为中原移民，色目人、蒙古人等多民族杂居其中。

　　此文书使用汉文书写，正是为了便于军令畅通。

　　元朝蒙古将领对汉文掌握程度不高，因此使得文白混杂，还把蒙古语语法体现于其中。不独此份，类似的文书曾大量出土，传世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公文，比如《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重要的法令政令典章制度汇编文献。

　　这份纸质文书产生于元成宗大德四年，若不是阿拉善沙漠干燥和人迹罕至的地理环境，它早已成为尘埃。

　　一页文书，不止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更见证了祖国的边疆是各民族共同开创的、历史是共同书写的、文化是共同创造的、精神是共同孕育的这一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