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明交融、汇合之地。包头地区地处阴山山脉中段，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使包头地区深受这种融合性的影响，始终保持着相依互补的关系和融汇发展的态势。

　　包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这里为土方、鬼方、羌方、猃狁、戎、狄等游牧民族驻牧之所，《诗经》等古籍中多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6年设置九原县，筑长城、建城镇，开启了这一时期不同文化交互影响、碰撞、融合的史例。包头市窝尔土壕遗址发现的赵国“安阳”方足布范、赵长城遗址等均是当时北方各族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实证。秦统一六国后，战和并用，移民实边，设九原郡，修长城，筑城池，修直道。秦直道南起秦都附近的云阳（现陕西省咸阳淳化县），北至九原郡（现包头市西）。此后各历史时期，借助秦直道，阴山地区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交融。汉代，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经固阳、昆都仑沟南下，“款塞诣阙”，拜见汉帝，迎娶王昭君北归，长期在固阳塞、九原郡居住。包头市麻池召湾16号公墓出土的汉代铸“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瓦当，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遗迹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团结友好、文化碰撞、互相融合的实物见证。此后，包头地区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深。1570年，阿勒坦汗降明，在今土默特右旗修建“仿中原汉式、融合蒙藏风格”的美岱召，体现了汉蒙藏合璧的文化交融特质。清代“多伦会盟”后，旅蒙商兴起，直接推动了包头地区村镇之间、蒙古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生活交融，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而近300年的走西口移民进一步加强了汉蒙杂居的局面。乾隆、嘉庆时期，走西口移民大多聚集居住在东河村，因山西代州人居多，故东河村又叫“代州营子”；土默特右旗繁峙营子村，为原山西省繁峙县姚、孙、任三户贫苦农民创建；东河区北梁现存的19处古民居等，都是这段历史的缩影。在走西口的历史过程中，草原文化与晋、陕农耕文化广泛交流，汉蒙回等各族人民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情感交融不断增进，生活习俗逐渐同化，文化交融的新局面进一步打开。

　　包头现今的许多地名都呈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点，如石门障、边墙、古城湾、协力气、苏卜盖等地名，记录了战国以来包头地区的政治变革和军事活动；涉及房屋建造的，有岛剌板升、公积坂、黑麻板等；涉及蒙古部落人名的，有塔尔拜、打色令、温布、阿布盖、北只图等。一些地名与走西口活动密切相关，有以走西口人原籍命名的，如榆次营子、五台营子、定襄营子、神木营子、朔州营子等；有以走西口人姓氏、名字命名的，如曹家营子、张二海子、岳家圪蛋等；也有以从事职业命名的，如蒙圪气（银匠）、祝拉沁（画匠）、此老气（石匠）等；有反映移民垦殖的地名，如牛犋、窑子、伙盘、板申、三间房、伙房、公中等；还有以商号命名的，如万和永、仁义昌、永和公、协和义、兴顺西等。土默特右旗所有的乡镇皆为汉蒙或汉蒙回杂居，地名既有萨拉齐、板申气、朱尔圪岱、沙兵崖等蒙古名，又有寿阳营、张召圪旦、秦家营等汉名。

　　包头方言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变也彰显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痕迹。包头话主要流行于包头市东河区、九原区及各下属旗县。包头方言是以山西方言为母体、在继承众多古代汉语和语音的基础上，糅合了蒙古语、满语，逐步发展形成。同时由于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包头方言对古词语及古音现象的保留甚至超过了现在的山西方言，如保留了入声音调和上古读音、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分音词。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一带的居民，把ang发音为e，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壮发音为坐、创发音为错等；土默特右旗苏卜盖乡东老丈营村语言有明显的山西忻州方言特点，把iang发音为ie，如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等；再如生火为凳火、鞋发音为嗨；分音词如巷为黑浪、棒为不浪、滚为骨拢等。包头方言有明显的切脚语现象，如圈为屈挛、窠为窟驼。此外，包头方言还吸收了大量的蒙古语。这一现象大约始于宋代，进入元朝后尤为普遍，有些汉语词汇直接引入蒙古语音译如“油糕”“海棠”“包子”“班食”“扁食”“灯”等，河曲民歌中“得儿赛”的“赛”字即蒙语的“好”；再如聊天为倒喇、突然为忽喇巴、贼为忽拉盖等。大量蒙古语词汇的吸收，不仅丰富了包头方言，也使其具有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也证明了包头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多地域、多民族间不可分割的亲密感情。

　　可见，包头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各民族长期杂居相处，多地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多元并存、多元融汇的包头文化，在生活空间、饮食、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融汇发展的特质，至今延续。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阴山文化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