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粟”源8000年

　　粟，亦名稷，俗称谷子，去壳即小米，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粟在古代位居五谷之首。

　　作为最早被驯化的植物之一，小米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传统主食作物。在兴隆沟遗址发现之前，关于中国小米的起源问题，学者认为可能的三大区域为西辽河流域、太行山东麓、黄河中游，而敖汉旗正好处于西辽河流域。

　　20世纪80年代初，位于敖汉旗东部的兴隆沟遗址（距今8000年－7500年）在文物普查时首次被发现。2001－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法获取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1500余粒。经碳14测定，这些炭化粟、黍距今约8000年，其中的黍是目前已知世界人工栽培最早的谷物，距今约7600年，比此前中欧地区发现的谷物早了2700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研究员刘国祥长期在敖汉考古一线工作，他表示，发现的炭化粟、黍的籽粒表明当地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敖汉地区被确认为北方旱作农业重要起源地之一，为探讨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及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自成立以来，长期在赤峰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60多年从未中断，取得了包括出土敖汉炭化粟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成果。

　　敖汉旗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田彦国介绍，1500多粒炭化粟、黍的籽粒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旱作农业，通过北方草原通道自东向西传至欧洲。敖汉小米横跨欧亚草原通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由此学术界将敖汉旗确定为“横跨亚欧大陆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几千年间，小米从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出发，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据了解，英国剑桥大学科技考古学讲席教授马丁·琼斯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察，也得出欧洲小米是由中国西辽河流域最早栽培并传入的研究结论。

　　据《明史》记载，敖汉曾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虽说敖汉地区十年九旱，但日照丰富、昼夜温差大，并且土壤中含有丰富均衡的有机质、铁磷等矿物质，是公认的蒙东辽西地区最适宜优质粟、黍生长的黄金地带，孕育出了极具特色和价值的农业系统——敖汉旱作农业系统。

　　传统农业生产 趋于定型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农业起源可分为两条源流：一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二是以沿黄河流域分布、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

　　距今8000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代表性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兴隆沟遗址，在全国还分布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沙窝李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现今世界上主要栽培作物的驯化时间大多起始于距今10000年前后，从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粒虽然形态上已具备栽培粟的基本特征，但尺寸较小，或属于由狗尾草向栽培粟进化的过渡类型。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在2022年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上介绍，敖汉旗地处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史前考古显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农业发展每2000年实现一次飞跃。如果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于距今约10000年前，那么距今8000年前后，兴隆洼文化第一次出现显著变化；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系第二次发生变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第三次飞跃；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代为第四次较大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在该会议上，刘国祥在《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为题的学术报告中写道，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我国北方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敖汉旗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为旱作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刘国祥认为：约3000年前，敖汉地区出现荒漠和草原。《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写道，从生产工具、兽骨遗存等方面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敖汉小黑石沟先民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元代，当地部分牧民也学会了耕牛深翻播种，并且无田者由政府拨给田地耕种。

　　经过史前漫长岁月的沉淀，历经春秋战国、秦汉等时期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持续开发，以粟、黍种植为代表的敖汉地区传统农业生产趋于定型。同时，当地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从耕作、播种到田间管理、收获及加工的一整套粟作制度和技术体系，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

　　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区域文化大发展

　　“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南北方诸多遗址都出土了炭化的粟、稻实物，以及大量的粟、稻类粮食脱壳工具。从考古史上看，中国二元农业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

　　据考证，北方的东胡林遗址、李家沟遗址、柿子滩遗址等都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粟黍类粮食脱壳工具，这些粟作农业的粮食加工工具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华北地区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农业粮食作物。尤其近些年在东胡林和磁山遗址发现的炭化粟粒，实证了这个时期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从事种植粟和黍的旱作农业生产。 

　　侯毅在《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北方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中写道，南方以稻本为主的水作农业也基本上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起步，迄今为止华南地区至少有4个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谷遗存，淮河流域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长江下游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谷遗存。可见中国南北的旱作、水作二元农业体系的形成是具有自己完整的演变过程的，即便在距今4000年左右小麦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但这种中国原生的粟、稻二元饮食结构也一直在整个古代史中占主导的地位。

　　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区域文化大发展，促进了中国本土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在距今8000多年前，南方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形成了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区系文化，尤其是长江下游区域，在此后的1000年里，一直有着强势的表现。而北方以粟作农业为基础，形成了以西辽河为中心的区系文化，而兴隆洼文化则引领了这一区域的发展，并在之后的红山文化时期达到了区域文化发展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业文化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刘国祥表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传统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我国农业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们要保护好中华农业文明的根脉，激活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使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

　　（本版图片由敖汉旗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