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在有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是由一个来自北方的民族完成的。

　　公元前1039年，即周成王五年，为了庆祝东都洛邑的落成，周公姬旦操持了一场名为“成周之会”的诸侯会盟。据《逸周会》记载，在本届诸侯会盟中，一位来自燕山以北的山戎使者向周天子献上了当地的土特产——一种名为戎菽的植物种子。

　　不错，菽就是大豆。《诗经》有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岁聿云莫，采萧获菽”，“采菽”是采集野生大豆，“获菽”是收获田间种植的大豆。

　　山戎引以为傲的土特产，没有引起中原各路大咖的重视。这可以从《诗经》等文献中得到印证：从出现的频率和排名看，大豆比黍粟稷禾麻的地位要差一些。从此可以推测，在这一时期，大豆虽促进了种植业和饮食的融合，但并未在中原地区推广开来。

　　但是，谁能想到，数百年后，为周成王奉上戎菽的山戎，带着生命燃料“豆中之王”、携着刀光剑影又回来了。

　　从公元前771年至664年，山戎不断侵扰郑、齐、鲁、燕等国。公元前664年，齐鲁燕三国对战山戎，山戎战败。至此一战，齐桓公带回了两样战利品——冬葱与戎菽。也正是本次北伐，山戎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戎菽，得以“布之天下”。

　　这时候，大豆的特点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大豆对土壤的要求不是十分严格，而且在新开垦的荒地上，或者是长期耕种、地力下降的土地上，还能利用大豆固氮的特点来改善土壤，适用于连年种植。

　　由此，作为五谷之一的大豆，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的主粮，并迅速地从排名靠后直跃至首位：“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子》）、“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

　　时间拨到了汉代。随着黄河流域农作区保墒技术的提高，粟的产量进一步被发掘；同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关中地区也开始大面积推广冬小麦种植。粟和麦的的地位上升，大豆的地位退居其后。据记载，到汉武帝时期，大豆在农作物中的种植比例由战国时期的25%—40%，下降到8%左右。

　　公元前16年到479年，中华大地笼罩在长达400多年的寒冷气候中，各类族群都被卷携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迁徙大融合之中。

　　此时，“保岁易为，以备凶年”的大豆再次踏上了南下扩张之路。尤其在南朝，气候的转冷也利于南方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张。随着北方各族人民的迁徙，大豆也随之“衣冠南渡”了。在江西九江，隐居的陶渊明便整日诗酒相伴，种豆于南山了。据记载，大豆的本次南扩，足履直至浙东江西。期间，大豆一度被列为第一主食。

　　唐宋元明时期，大豆在中国各地的发挥一直比较稳定，只不过其地位一直排在粟麦稻之后。

　　大豆的北还之日，还要等到清代。

　　清朝初年，由于战乱，东北地方人口损失严重。为了恢复经济发展，清王朝于顺治初年颁布了招垦令，招募关内农民前往东北开垦务农。于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北迁。在有清一代东北招垦移民进程中，大豆得以在辽河流域普遍种植。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作物的产量不断提高。东北平原深厚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品质极好的大豆，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东北大豆都超过了关内，位列全国之首。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