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秀珍

　　说到古代文学瑰宝，人们自然想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等，而作为元曲文学形式，里面就包含一种戏剧形式叫元杂剧，它以唱曲为主，在元代成就最高，涌现出了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作家以及《窦娥冤》《西厢记》等优秀作品。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元代杂剧的唯一元刊本，最初大约是由一些各自独立成册的单行本合订而成，不仅字体大小不一、行款疏密不一、刊刻者不一，就连书名也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厘定的，但是此书的价值非同一般，保存了元杂剧文学剧本的原始风貌，成了后人研究元人杂剧的第一手资料。

　　《元刊杂剧三十种》既有元刊本，也有明刻本、明抄本，最为珍贵的是14种孤本，里面不仅保存如关汉卿的《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郑光祖的《辅成王周公摄政》，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等名家剧作，还保存无名氏的《鲠直张千替杀妻》《小张屠焚儿救母》等，这些剧作依靠《元刊杂剧三十种》流传到现在。

　　这14种孤本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剧本较为粗、简、短，大都只载唱词，有的只录曲文，不分楔子、折数，每折套曲前很少注宫调。其中写历史题材的有写张飞关羽死后要求除奸复仇的《西蜀梦》、为爱国英雄岳飞被害鸣冤的《东窗事犯》、写周武王死后王室内部矛盾的《周公摄政》，除此之外还有爱情剧、谴责剧等，既有悲剧也有喜剧。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保存和收藏经历很坎坷，这部书最早的收藏者是明代李开先。李开先虽以诗文著称一时，但酷爱戏剧，一生写下了大量戏曲。他热心收藏元刊及元抄杂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元杂剧遗产。清初校勘家何煌曾藏有此书，用以校勘明刻本元杂剧者五种，后被清中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藏，题为《元刻古今杂剧乙编》。至近代，此书辗转先被上虞罗振玉收藏，后又收藏于北京图书馆。1958年，郑振铎主持编撰《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出版，其中就有《元刊杂剧三十种》，珂罗版印，和原书不失毫厘。

　　《农桑辑要》 现存最早官修农书

　　□马小江

　　《农桑辑要》是元代初年司农司组织人员编纂的一部综合性农书，其时元已灭金，尚未并宋。正值黄河流域多年战乱、生产凋敝之际，此书编成后颁发各地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该书选辑古代至元初农书的有关内容，对13世纪以前北方中原地区农耕技术经验加以系统总结研究。全书分7卷、10篇，共6.5万字，包括《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材》《孽畜》10部分，另外有《岁月杂事》附于末尾，分别叙述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的传统习惯和重农言论，以及各种作物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等技术。

　　从《农桑辑要》的内容来看，此书包含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次将桑蚕业与农业并重，栽桑、养蚕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从书名“农桑”即可一窥全貌。“新添”部分内容，虽然《农桑辑要》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引自《齐民要术》，但又根据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现状增添了部分新的内容，如苎麻、木棉、西瓜、甘蔗的种植等，并明确注明“新添”。破除“风土论”。通过对苎麻、木棉种植方法的详细介绍，从理论上阐述了将这两种作物推广至北方的可能性，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除了引用《齐民要术》并且新添部分内容外，还引用了《士农必用》《务本新书》《韩氏直说》《农桑要旨》等农书的内容，而这些农书均已散佚，因此《农桑辑要》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经验的保存。

　　《农桑辑要》系官书，不提撰者姓名。据元刊本及各种史籍记载，孟祺、畅师文和苗好谦等曾参与编撰或修订、补充。本书在元代曾重刊多次，但以后流传的版本是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1979年上海图书馆影印出版了馆藏元刊大字孤本，发现流传版本错漏颇多，应以元刊本为准。

　　在《农桑辑要》之前，唐代有武则天删订的《兆人本业》和宋代的《真宗授时要录》，但这两部均已失传，因此它就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该书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总结，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影响远及国外。

　　《棋经十三篇》  人生如棋  世事如棋

　　□秦延安

　　“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围棋自2000多年前诞生后，虽然黑白之间对弈不断，但直到宋朝才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著作《棋经十三篇》。该书在继承中发展了中国古典围棋理论，辩证而系统地阐述了围棋的战略和战术，让我们知晓“以求其胜负之由，则至其所未至矣”。

　　围棋，春秋战国时称“弈”，东晋称“坐隐”“手谈”，北宋时因宋徽宗所言“忘忧清乐在枰棋”，又被称作“忘忧”“烂柯”。从战国时的《尹文子》开始，到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再到敦煌的写本《棋经》和王积薪的《十诀》，中国围棋的系统理论日趋成熟。特别是到了宋代，更是被推崇至极。从宋太祖、太宗直到宋徽宗、仁宗，都对围棋情有独钟，这也让《棋经十三篇》呼之欲出。

　　《棋经十三篇》在总结历代对弈经验基础上，引经据典，系统地对围棋进行了具有体系的论述。全书共分为《论局篇》《得算篇》《权与篇》《合战篇》《虚实篇》《自知篇》《审局篇》《度情篇》《斜正篇》《洞微篇》《名数篇》《品格篇》和《杂说篇》13篇，分别从棋盘、计算、布局、实战、战术、术语、审势、态度、棋风、品质等方面，对围棋的棋局构造、棋手等级、谋略胜算以及人格品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棋虽小道，实与兵合”。书中论棋而不止于棋，将棋理与兵法、军事相结合，通过棋盘四角，三百六格，讲述了博弈之道。“局方而静，棋圆而动；自古英雄，难出方圆”，正因为围棋蕴藏着众多用兵之道、战争谋术，所以才被历代帝王将相推崇。《棋经十三篇》系统地将“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的用兵之道，于围棋中道出，实属高明。

　　除此之外，《棋经十三篇》每一篇皆用经典语作结尾，将做人的道理和众多智慧贯穿整篇，于不动声色中给人教诲。比如，“自知者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生而静，其情难见；感物而动，然后可辨。推之于棋，胜败可得而先验”等，让我们从棋理中读到人生的大智若愚。

　　人生如棋，世事如棋，能在棋经中将世事人生解析得如此通透，也许就是《棋经十三篇》经久不衰的原因吧。

　　《状元卷》  爱护百姓  尊重百姓

　　□郑学富

　　明代赵秉忠《状元卷》收藏于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状元卷》十九折册页，前四折是仿宋体书写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首折上方钤有篆书“礼部之印”四字方印，末折骑缝处亦钤此印二分之一。这一部分是被弥封的，封条上盖有“弥封关防”的长印。后十五折为正文，用工整小楷写成，每折六行，全文共2460字。正文首页右上顶天头为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朱书“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字，后列着9位读卷官的职衔姓名，卷尾印有“印卷官礼部仪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朱敬循”大字一行。《状元卷》通高47.6厘米，横长共268厘米，每折宽14.1厘米，三层宣纸装裱，封面、封底系全绫装裱。

　　赵秉忠（1573年—1626年），字季卿，青州府益都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赵秉忠参加科举殿试，题目是 “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他深入浅出分析了当时满目疮痍的社会现象，以凌厉的笔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吏治的腐败，精辟阐述了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对策。他以古代帝王为先例，用诚恳的话语劝谏万历皇帝要振作精神，以身作则，指出这是寻求天下昌盛的先决条件。皇帝应该“立纪纲、饬法度、振怠惰、励精明”。他还提出“天民说”，指出皇帝 “所司之职，则曰天职，所治之民，则曰天民”。以民为天，把帝王和百姓放在同等地位上对待，提醒皇帝要爱护百姓、尊重百姓，这是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状元卷的闪光点。他提出的十条治国建议，反映了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变革图强的远大抱负，充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殷殷情怀。

　　万历皇帝看到赵秉忠的肺腑之言，再加上文笔流畅，书法秀美，甚是喜爱，钦点为状元。赵秉忠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礼部侍郎，一生恪尽职守、廉洁勤政，他对魏忠贤专权跋扈愤懑不已，多次与其抗争，因此常遭到魏忠贤的诋诬弹劾，多次请求告退还乡，得到皇帝批准，晋升他为礼部尚书后致仕归里。赵秉忠53岁时抑郁而终。

　　赵秉忠去世后，赵家后人视《状元卷》为传家宝。1983年，赵秉忠第13代孙赵焕彬先生将《状元卷》捐献给青州市博物馆。同年6月，国内外文物专家鉴定《状元卷》是原件真品。该卷是中国大陆唯一的殿试状元卷真迹，填补了我国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庸闲斋笔记》 传奇小说  野史笔记

　　□王家年

　　清人陈其元，字子庄，晚年自号庸闲，生长在浙江海宁一个鼎族之家。先任直隶州知州，后发往江苏补用，受江苏巡抚丁日昌青睐，先后代理南汇、青浦、上海县的县令，62岁辞官，侨居武林。归来后泉石优游，娱情翰墨，遂成《庸闲斋笔记》，先得8卷，后补写4卷，共12卷，计14万余言。

　　《庸闲斋笔记》文言笔记集，有扫叶山房宣统三年石印本、申报馆铅印本、进步书局石印本，卷首有同治十三年俞樾《序言》。全书收录约300篇，体式兼传奇小说与野史笔记，详述清末官场轶事、典章制度、重要史事，还收有地方民俗、中外交涉等资料，也有人间俗事。如《迷信扶乩受祸》，写无锡人唐雅亭以县尉起家，累迁至浙江慈溪令，为人很有才干，惟迷信扶乩，举凡出差、乔迁、会友、游赏等一举一动，事无巨细，必先扶乩而后行。后遇兵乱，依乩语而安然家居，致被乱兵所掳，拷打而死，其家也成丘墟，尸骸狼藉。足见陈其元反对迷信。

　　笔者读过《庸闲斋笔记》，有2个故事印象颇深。其一是记载陈其元任青浦县令期间，城内有来报盗者，陈其元现场勘察后，定性为“劫盗”。第二天具补供词时，事主又称“是窃”，嗫嚅曰：“赃数无多”。陈其元也明白，“盗其咎重”，报上去自己受连累，可改“盗”为“窃”不符合事实。最后他仍按“盗”上报，“得降一级调用处分”。陈其元宁愿受罚也要尊重事实，其正直无私的操守令人肃然起敬。

　　第二个故事是说苏州制造金箔的工匠很多，为了防止工匠过多形成竞争，金箔行业的工匠们自定规章，每个工匠每3年才能带一个徒弟。同治年间，苏州金箔行业要向朝廷上贡“飞金”，有个工匠借着这个由头向地方官府申请“办贡”，地方官得到好处后批准了申请。这个工匠得到官府的批准，撇开同行的约定，以要加速完成上贡“飞金”为理由，广招学徒，每个学徒进门还要交六百文见师礼。同行工匠群情激愤，可又不敢去惹官府，于是有人援引“咬死不抵命”之说，得到大家附和，一同涌进那个破坏规矩的工匠家，揪住他，你一口、我—口，把他咬死后大家一哄而散。县官得到报告匆忙赶来，当场验尸，检验尸体上咬伤123处。发出拘票拘拿全体金箔工匠受审，可人多嘴杂，搞不清是谁咬的第一口、谁咬到了致命处。这么多工匠都治罪也不可能，于是只好按“法不责众”的古训，将那个先说出“咬死不抵命”的倒霉工匠提出来抵命，其余工匠一律释放回家。

　　故事里只治一人之罪，说明了中国古代“法不责众”的刑事政策传统，在几个人共同犯罪的处理上采用区分首从的方法。在唐代以后的法律中都规定，只要是法条中对于犯罪的处置没有“皆”字的，就一律要按照区分首犯、从犯的方法进行处置。唐代以后的法律都规定，共同犯罪的首犯是指“造意”者，也就是犯罪主谋。一家人共同犯罪的，尊长为首犯，但如是“侵损于人”的犯罪，比如盗窃、伤害之类的，依旧按一般的首犯、从犯确定原则。不要小看“减刑一等”，按古代法律“二死三流同为一减”的规定，斩首罪“减刑一等”，就减到流放三千里；流三千里“减刑一等”，就是减为徒刑三年，不用远赴外地了。

　　俞樾《序言》说：“《庸闲斋笔记》一书，首述家门盛迹，先世轶事，次及游宦见闻，下逮诙谐游戏之类，斐然可观。”